際美元計算，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中國ＧＤＰ佔世界比重由５０％提升到１０９％，由相當於美國ＧＤＰ的２３０％提高到５２０％。世界經濟論壇和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２０００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的研究，按照ＰＰＰ國際美元計算，１９９９年全球前１０位的國家排序以及相對美國的ＧＤＰ水平是：美國１００，中國５１２，日本３４７，德國２１４，印度２０８，法國１５０，英國１４５，義大利１４４，巴西１２３，俄羅斯１１０。根據上述計算，中國用ＰＰＰ國際美元衡量的ＧＤＰ，相當於全球總量的１／１０以上，相當於美國ＧＤＰ總量的１／２。中國ＧＤＰ總量１９９８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在美國，相當多的經濟學家以及美國政府，接受了ＰＰＰ的評價方法，根據這種方法，美國政府計算的結果是：中國２００１年國民生產總值是６萬億美元，美國是１０萬億，日本是３５萬億，德國是２２萬億，英國是１５萬億。根據這個數字，中國是美國的６０％，位居世界第二位，是日本的１７倍，是德國的２７倍，是英國的４倍。
世界經濟體系已經越來越感受到中國經濟的存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說法雖然不能成立，但是，中國產品在世界主要市場上的快速增長確是事實。根據〃長城戰略諮詢〃的不完全統計，截止２００２年底，中國共有１７３種產品位居世界第一。〃中國製造〃世界第一的產品主要集中在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有１８種產品）、電子及通訊裝置製造業（１６種）、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製造業（１４種）、紡織業（９種）。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２００１年，中國工業增加值５９１１億美元，超過德國的５１６９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製造業大國。
市場支援集權和市場支援民主
第三章 市場聯盟的崛起
這就是我為什麼認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為如果你走慢了，就會變成印度那樣的情況（即所有的貪汙都是界定的非常好的體制）。
——張五常
分析中國政治變革的兩個正規化：市場支援集權和市場支援民主
目前形成的精英聯盟是以權力為軸心的利益共同體。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結構的適應性。這一聯盟是社會中的主導力量，它的穩定形成了社會總體上的穩定。但是，這個聯盟，並不是一個均衡的和橫向平等的聯盟，而是以權力為中軸的垂直體系，這種不均衡不斷地撞擊體系的邊界，結構適應中存在著緊張和衝突。同時，這個聯盟體系在整個社會結構中，雖然帶有總體性，可以說是〃總體性資本〃，但由於政治權力的垂直性，這個聯盟，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精英負有整合全社會的職能，這就決定了它不是封閉的，它需要從中間層和下層汲取政治資源，這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因此，這個聯盟體系並不是絕對穩定的。在穩定中，具有進一步變革的動機和動力。即使是維持聯盟的需要，也迫使這個體系進行政治變革。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選擇政治變革的方式和目標。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的政治變革呈現出漸進演進的形態。對於這一形態，有多個描述，有人把９０年代的政治改革稱為〃外圍〃改革（王貴秀），有人則用〃波浪式〃的漸進模式描述這個程序（徐湘林），有人把這一演進稱做〃增量政治改革〃或〃增量民主〃（俞可平）。
自上而下的漸進改革，體現在改革目標的選擇上，就是所謂的外圍式改革。所謂外圍式改革，指的是為〃一箇中心〃創造條件。其基本策略是：市場化過程遇到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一般來說，只有在這些問題構成對市場化的嚴重障礙時，才會被提到解決日程上來。這一方式決定了政治變革不具有總體性和系統性，而是個案式的。政治問題往往被作為行政問題和管理問題對待。對於這一轉向，人們很晚才意識到。
造成這種滯後的原因在於，當政治向行政化轉變的時候，舊的意識形態模式還深植於人們的頭腦中，從而影響了人們對問題的認識。
實際上，政治行政化對應著的完全是新的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十五大前後地方國有經濟的改革。當時爆發了一場姓〃公〃姓〃私〃的爭論。這場爭論的關鍵並不是國有經濟市場化改革中是否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而是改革中各種利益如何進入決策過程、參與改革過程的問題，也就是權利問題、民主問題、政治問題。這場爭論最後以〃解放思想〃、〃衝破姓'公'姓'私'〃為結論，而政治行政化中出現的新的政治問題，則變成了一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