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不算成功的嘗試
大約兩年前，我開始問自己，你能談論自己的國家嗎？你能否安靜地把一件事講清楚？
那時，我厭倦持續了四年的虛張聲勢的國際評論寫作：煞有介事地談論華盛頓、倫敦與新德里的局勢，將馬基雅維利、亨利·基辛格和沃倫·巴菲特的名字糾纏在一起，從民族國家縱橫到後現代世界。
這種寫作充滿了快感，卻也常常不知所云，它讓我不時陷入虛空，對於更真實、生動的生活反而失去了感受。一種焦慮油然而生——我不過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聞媒體的傳聲筒，不斷講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經驗，它們遮蔽了自己的聲音。
如果運用自己的雙眼、雙腳、頭腦，來觀察、觸控、思考中國社會，我能發現什麼？怎樣表達出來？這本不到300頁的小書正是這種嘗試的初步結果。我試著去講述一個個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進行價值判斷；去描繪細微的變化，而不是宏大敘事……我知道這種努力不算成功，它經常會滑向自我沉溺，為了感受的獨特性，而誇張個人感受。我的價值判斷也會急不可耐地從幕後跳出來，打斷原本刻意鎮靜的敘事。它最終沒變成我寫作的新探索，它們仍然是單調的、令我厭煩的2000字的隨筆。
想起隨筆這個詞，我經常心生不安。依稀記得一位作家說過，詩歌是青年的藝術，小說是中年的創造，而隨筆則屬於老年。似乎從21歲開始寫作，我就一直處於老年狀態。如果哪一天我開始寫詩，或創造了一幕戲劇，那才是真正突破的到來之時。我怎麼也忘記不了尼采刻薄的評價：批評家生活在精神王國的最底層。
但不管怎樣，這些不長的隨筆仍算得上是努力嘗試的結果，在我參差不齊的寫作序列裡，它們更加安靜、節制與從容；也更依賴我的個人感受，在某種意義上，也成功地捕捉到了今日中國社會的某種情緒。
吾國吾民（1）
我在書桌前，坐立不安，頭腦中被雜亂的碎片所充斥。我要開始為《金融時報》FT中文網寫一組專欄，主題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如何看待中國。我今年正好30歲，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視作中國歷史的分水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人毛澤東、周恩來與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中國處於崩潰的邊緣和新生的前夜。
我的個人經歷在某個淺薄的程度上折射了這30年中國的變化。我出生在江蘇北部的一個小鄉村，父親那時是鐵道兵的一名連級幹部，在中國革命的發源地之一的呂梁山區修建鐵路。他的運氣不夠好，儘管在縣城裡成績優異，卻無緣上大學，當兵是這些農家孩子擺脫出身的惟一出路，在彼時，解放軍是國家的驕傲，不管是保衛邊疆，還是在山溝裡鋪設鐵軌。
我在1983年來到北京。在鄧小平決定裁減的100萬軍隊中，鐵道兵首當其衝，父親脫下軍裝，成了鐵道部的一員，幸運地分配到了首都。我對於80年代中國的記憶甚少，印象裡那是個充滿著朝氣的年代，女排獲得世界冠軍，知識分子在《###》裡探討中國命運，而街上則有了紅裙子與牛仔褲，農民獲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種什麼莊稼和怎麼種的權利，沒人懷疑執政黨，“小康社會”比起昔日偉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1995年進入北京大學時，蔡元培時代的“相容幷包”早已是昔日的傳奇，甚至80年代的浪漫主義氣息也消失殆盡。大學正變成一個流水線式的加工廠。我們被教育成一個討人喜歡的工作者，年輕人對詩歌、理想失去了興趣，IBM與寶潔公司招聘會上則人頭攢動。大學不再是新思想的實驗場，而是工作前的培訓中心。
告別大學生活前，一場dot…風潮席捲了中國城市，它可能是我這一代人最浪漫的經歷。矽谷的技術天才正像是鮑勃·迪倫與麥克盧漢的繼承人，《連線》則是新時代的《滾石》，他們都把舊世界撕開了一道裂縫。我們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擁護者，我們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且頗為自得地認定，我們與那種淺薄的美國推崇者不同，它不僅是麥當勞、可口可樂與好萊塢電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愛默生的個人主義和哈佛大學的自由教育。
畢業前，我成了一名dot…er，第一個月的工資相當於我母親一年的收入。網路泡沫破滅了，我又成了一名新聞記者，中國的出版物不再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場為基礎的報紙、雜誌，正學習用《紐約時報》、《商業週刊》的口吻報道中國。在1999—2003年的幾年中，我被一種強烈的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