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情緒左右著。
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最偉大的故事，它保持了1/4世紀的高速經濟增長；全球化與資訊革命使得我毫不懷疑自己正與紐約、倫敦、東京的青年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我們聽同樣的音樂，看同樣的電影，用同一種Windows作業系統；市民空間日益擴大，新興的中產階級可能將最終導致一個民主中國的出現……我相信，中國必將成為世界的一部分，成為類似於美國那樣的國家，以至於1999年中國駐前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時我並沒有太多憤怒，並且懷疑遊行的隊伍的真誠性——我知道我的同學們都在拼命獲得前往美國的簽證。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了這種樂觀情緒的消失。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的知識分子迷信過各種東西，我們迷戀過市場，迷戀過技術，網際網路將導致資訊的自由流通，將打破政治權力對資訊的壟斷，迷戀過消費主義，它將消解極權主義……
但是，一切的結果都與我們最初想像的不同。一個外來者與生活其中的人對一個社會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對中國的樂觀情緒，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報道的影響。那些跨國公司的執行長，《時代》的記者和到訪的政要，他們住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級酒店裡，看到新建的高樓大廈、寬闊的公路，交談的則是一小群全球化了的中國精英，他們總是在談論中國龐大的市場、令人驚訝的勞動力儲備，中國的官員們的效率體驗和對經濟增長的迷戀。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商業力量從所有的倫理、政治、文化束縛中擺脫出來的中國，一個不顧一切要生產與消費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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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國吾民（2）
但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卻必須承擔另一些東西。中國已成為一個價值失衡、庸俗、焦慮的社會。為中國人提供內心安定感的因素大都已消失，傳統早已失效，不管是儒家思想還是其他理想。但新的價值觀則遲遲未來，北京街頭與華北鄉村的牆壁上，粉刷著各種新標語招貼，讓人想起“文革”時的口號，往往成為人們嘲諷的物件。知識分子則在過去10年的社會變革中，徹底失語了，政治上冷感，更無力應對市場變革與大眾文化的興起。就像托馬斯·卡萊爾所說的，金錢是這個社會惟一的連線點，更糟的是，金錢還並非是那種“利潤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錢”，在大部分時刻，它與政治權力緊密相連。
一種譏諷一切的犬儒主義已經盛行，人們不願意嚴肅地談論任何話題。在談論中國社會旺盛的生命力時，我們會發現，這種生命力中缺乏生氣勃勃的成份，更多是一種沒有任何禁忌的囂張。
整個20世紀，國人用各種理論解釋中國，但中國人的真實生活總是被這些抽象的理論所吞噬。歷史的連續性、日常生活的細微性、個人的命運總是被歷史洪流沖刷，以至於一個30歲自認為是知識分子的青年人在談起自己的國家時倒像個陌生人。我經常懷疑我對大英博物館對面那幾家小書店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過我對北京南城的理解。
的確到了這樣一個時刻，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必須從他們的角度來描述與解釋自己所生活的國家，這種描述與解釋正是這個社會目前最匱乏的。因為他們對自己從哪裡來，又將到哪裡去深感迷惘，中國社會正陷入一種深重的焦慮中，對於物質的崇拜難以長期充當這種缺乏價值的替代物。
“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正在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在介紹林語堂1935年出版的《吾國吾民》中，美國作家賽珍珠寫道。整整70年過去了，我們不僅沒有進步，甚至大步後退了。整整70年中，仍沒有人比林語堂更從容、有趣、興致昂然地描繪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我無意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專欄作家，告訴讀者中國現狀如何，有何種解決方案。這一系列文章，是一種個人經歷的陳述，它激起的頭腦風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確是一個年輕知識分子看待自己國家的真實努力，儘管這種努力困難重重並可能註定失敗。每個社會乃至每位個人，不都是在對自身命運與境況的探討中獲得生活意義的嗎？
小城故事（1）
傍晚到來時，汾陽似乎僅僅稍微安靜了一點。汾州大酒店的廣場，像所有北方城市的大排檔一樣，空氣被熟食的味道與流行歌曲佔據著。歌曲的年代是不連續的，音質是粗糙的，音量是挑戰耳膜的，我剛分辨出這是蘇芮的《酒幹倘賣無》，的《superstar》就緊接著湧來。離酒店廣場300米遠是汾陽縣城的中心地帶，主幹道鼓樓南街是商業區，一座四層高的商場和一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