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的小店鋪，電器、食品、服飾、盜版書籍應有盡有。小店無一不擁有誇張的廣告牌，它可能是鮮豔的黃色、紅色、藍色，上面用粗重的字型寫上了“廣州皮鞋，全場19元”，在19元上面還有一個大大的星號，以表明減價幅度的慘烈，它對面的廣告牌上站立著香港明星劉青雲。每間小店都在播放音樂，店主的品位各不相同，但對流行因素與高音量的偏愛卻是一致的，沿街走上幾分鐘，從上世紀80年代的迪斯科到2006年的李宇春，你都可以聽到。在刀郎最熱的時刻，滿街都是此起彼伏的《2002年的第一場雪》。
這座小城市總是被各種聲音包圍著，除去喇叭裡的音樂聲，還有卡車、小轎車、摩托車的喇叭聲和建築工地的打樁聲，它們入侵你的耳朵、頭腦，讓你無處可躲。與噪音相伴隨的是永遠無法消退的塵土。從太原坐了3個小時長途車，一下高速公路，迎接我的就是漫天的塵土。我已經習慣了華北地區的那種灰濛濛的顏色，即使在春天的樹葉上也看不到那種嫩綠，北京每年的沙塵暴也提高了我對空氣汙染的抵抗力。但是汾陽的空氣中的粉塵仍令人吃不消，在關上了車窗的汽車裡，閉了門的酒店房間裡，廢舊的電影院裡，都躲避不了。人們在塵土裡、噪音裡呼吸、行走、交談、相愛、迷惘……
我坐在汾州大酒店的廣場上，等待安群雁的到來。他今年36歲，是一個14年婚齡的丈夫，13歲孩子的父親，建設銀行當地宏大儲蓄所的所長，住一套105平米的房間，對於每個月2000元的收入還算滿意。他對明天（也就是7月1日）的工作有點焦慮：那是電子國債的第一個發放日。他的淺藍色襯衫沒有規矩地放進皮帶裡，一角散落在外面，上面有一兩點汙跡，襯衫裡面是一件白色T恤衫。握手有力，笑容燦爛，那種親切感像是鄰家那位失散多年的憨厚大哥。
在同事的眼中，他是短暫的明星。在年輕、才華橫溢的中國導演賈樟柯1997年的電影《小武》中，他飾演一位藥鋪老闆。那部在所有人眼中“完全不像電影的電影”，成為過去20年中國最令人難忘的影像記錄，或許也是最重要的社會記錄之一。
在《小武》及接下來的《站臺》、《任逍遙》中，賈樟柯將鏡頭對準了他度過青春歲月的汾陽縣城及距它不遠的大同市。這是一個與人們熱烈談論的“中國的經濟奇蹟”不同的世界。小城的青年似乎被甩出了經濟增長的快車道，社會變化的速度將他們的內心轉變遠遠拋離在身後，他們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內心慌亂不堪。中國壓縮式的現代化在他們身上表露無疑。似乎昨天他們仍浸泡在毛澤東思想與計劃經濟的思想中，迷戀《林海雪原》與《三國演義》的英雄傳奇，準備成為一個國營工廠工人；今天就要會在卡拉OK廳裡唱張學友，義無反顧地在商業化浪潮中分得一杯羹。
《小武》在1997年的冬天在汾陽的西關集貿市場開拍時，這座超過2000年曆史的古城正進入它第一輪的拆城高潮。人們準備進入新時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跡都在掃清。古城牆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築則被一點點剷平。在安群雁的記憶裡，此刻，汾陽的國營企業大多已經倒閉，人們拆除了舊世界，卻不知道新世界在哪裡。
9年之後，汾陽仍在修建道路與新的樓房，但是在商業區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生氣勃勃的新市鎮，而是一個充滿仿製品與過份喧鬧的破落小鎮，擁有中國所有小鎮千篇一律的形式。
安群雁談起，煉製焦炭已是城市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在過去的5年中，全國普遍的能源緊缺給整個山西帶來嶄新的機會，煤炭的價格突然上漲了好幾倍，那是中國經濟車輪的高消耗能源的結果。“每一籃子拉出來的不是煤而是人民幣”，他感慨地說。緊鄰汾陽的介休是一個更主要的產煤區，那裡的汙染更為嚴重。一位本地人說：“開車進去時你是歐洲人，出來時你就是非洲人了。”那些曾經不顯眼的小城，突然湧現出大量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與億萬富翁。在好幾年中，山西有點像是發現了金礦的19世紀50年代的加利福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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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
像很多小城一樣，汾陽總是被這種突然到來的潮流所裹挾，有些時候是幸運的，但更多時候它則是迷惘的。牆上的“文革”標語還未消退，淘金熱潮就已到來。歷史早已貶值，沒人關心唐代的大將軍郭子儀正是汾陽人，而梁思成與林徽因之前來這裡尋找過古建築。人們總是想抓住什麼，汾陽曾經擁有比平遙更完整的古建築群，但是汾陽人更積極響應了那股席捲中國的拆遷潮流，如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