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同聲唱所喜歡的歌給我聽：
‘我死了，我死了！
總會有一個人把我埋葬起來，
可是誰也不會曉得我的墳墓在哪裡，
到了明年春天，
只有黃鶯會飛到我的墳上來，
唱美麗的歌給我聽，
但是唱完了，它又要飛走的……’”
這首歌，是俄國一支古老的民謠，歌詞雋永，＇6＇調子悽惋，觸景生情，使他想起命運，想起生死的問題，病癒和同伴們告別，偷偷留下一張字條：“山和山是永遠遇不到的，人同人總是有遇到的機會的，祝兄弟們健康”，壓在一塊黑麵包的下面，揹著包袱，離開車站，越過高山，走過六十公里長的大森林，踏著潔白的冰雪，到了礦場，淘金挑柴，又開始勞動生活。
幸而在金礦停留的時間很短，只有半年，又重回原來的小火車站，在車站附近的烏拉爾重機械廠（UralHeavy Machinery Plant），背鐵條，修馬路，抬機器，廠址在斯夫洛斯克（Sverdlousk）。後來由技工升技師。王升著《我所知道蔣總統經國先生的人格風範》，吹噓經國為蘇聯設計坦克，從莫斯科步行到西伯利亞等，不僅吹牛吹過了頭，更證明王的知識貧乏，自己造自己的笑話。
經國自己說，不過“越過了高山，走完了六十公里長的大森林，”＇7＇用想象去寫歷史，太可笑了。
在工廠裡，重逢小彼得，就是“四個朋友中間的一個”，分外親熱。其它三個，一個故世，兩個到南方煤油礦去做工。
和小彼得的感情，患難之交，超過手足。可惜，火災遇難，他買了棺材，把他埋葬在松林裡，為他做了墳。
他自己節節高升，的表管理當局參加了廠內工資衝突委員會的工作，和工人職工會代表一起解決工資問題，被任命為工人航空學校招生委員會的主席，為工廠寫“改良工廠生產組織建議書”，在黨內擔任支部書記工作，為五年經濟計劃的推動，鼓足幹勁，力爭上游。
翌年，晉升為副廠長，兼工廠報紙（Heavy fn…Dustry Daily）的主編。
事業得意，帶來了愛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FAINA），慧眼獨鍾，雙方瞬即墜入愛河。
芬娜出身孤兒，金髮藍眼，有一股俄羅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處處受到尼古拉副廠長的悉心照顧，內心感激不已。她的回報，經國臥病，竭力奉侍湯藥，情意綿綿。
芬娜且是共青團員，和經國同屬組織裡的成員，於是一經申請，蘇聯黨政機構，欣然同意，有情人終成眷屬。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悠揚的《國際歌》聲中，一對異國情侶，結下白首之盟。據說證婚人，是現在臺灣擔任立委的王新衡。＇8＇
芬娜女士，到中國後，改名蔣方良，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中華民國第一夫人。
同年十二月，生下長子艾倫，中文名字蔣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愛理，學名孝璋，後來做了俞大維的媳婦，在美國奧克蘭定居。
事業家庭，樣樣得意，工廠裡，居領導階層，月薪七百盧布，＇9＇，往事漸漸褪色，那嚼著冷凍黑麵包的日子，那火車站旁裹著毛毯的寒夜，那個使人憂傷的沙弗亞老婦人的面龐……。
這年除夕，心情特別開朗，約了朋友，聚餐過年，認真慶祝。
“今天工廠管理處請客，到會的共有一千餘人，會場中佈置得非常華麗。桌上豐裕的酒席，使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飢餓的狀況，所以今日特別高興。十二點半我就離開宴會回家，因為今夜我在家中亦約了八位朋友聚餐過年。同時兩星期前生了一個兒子，因為工作很忙，所以還沒有請過客（所以）決定於今天舉行一個小宴會。這八位是我工廠中最要好的朋友，和他們一直談到四點鐘。客人走了之後，我久不能入睡……。〃＇10＇
經國自己承認，他對政治活動的興趣，此時甚索然，但是他是“中共的工具，又受到蘇共嚴密的控制。”
國家安全委員會（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監視他。王明更從不忘記他們間的私怨，不時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無實據的指控－－反對蘇維埃的言論活動。一九三五年，經國再度應召，王告訴他：“中國方面，謠言四布，說你已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給你母親，說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的壓力下，經過四天的反覆爭論，經國終於同意此一要求，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