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著也許會同意他回國作為交換條件。
信發表於列寧格勒《真理報》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紐約時報》曾於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蔣介石先生作了全面的檢查，再予以嚴厲地批判。‘我對他非但毫無敬愛之意，反而認為應予殺戮。’因為‘前後三次叛變，一次又一次出賣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撕開蔣先生提倡孝佛忠信的假面具，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親！您記得否？誰打了您，誰抓了您的頭髮，把您從樓上拖到樓下？那不就是蔣介石嗎？您向誰跪下，哀求讓您留在家裡，那不就是蔣介石嗎？誰打了祖母，以至於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蔣介石嗎？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對待親上的孝悌與禮義。’”
“重申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覺得奇怪嗎？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過，對革命理論的研究，愈來愈有認識。你和世界上大多數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種線索和統治階級的聯絡關係，所以不容易瞭解世界上各種事件的真相。
“誇張宣傳社會主義建設的優越性，為蘇聯吹噓：‘在這十年內，蘇聯這個國家已大大地改變，成了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工人和集體農場人員的生活已經改善了數十倍，在他們的面前，有一條廣闊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說：‘一九三0年以前，我在各種學校唸書，從一九三0年起，我就在廠裡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師，現在則擔任廠長（實則副廠長）。這個分工廠現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個月領七百盧布的薪水……。”，
“預言‘蔣介石勢必重蹈過去俄羅斯反革命將軍柯爾甲克、德基寧烏蘭格的覆轍。’他說：‘運動的規律和鬥爭的理論，說明統治階級之必亡與被壓迫者的必勝。’聲討蔣先生圍剿蘇維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願意和他的母親在‘最近的將來’在任何第三國見面。”
這封信，透過新聞界的廣為傳播，的確轟動一時，最感到難堪的，自然是蔣先生。三十年的中期，蔣委員長的聲望，在國人心目中，達到頂峰。江西戡亂，功成名就，經濟建設，穩步前進。諸事如意中，兒子弄出這麼一封丟人現眼的信，且中外喧騰，領袖的尊嚴，置於何處？
這些年來，經國的音訊杳然。公私查詢，均無下落，唯一的安慰，兒子還健在，這樣至少向毛福梅有個交待，免得老和他糾纏。
兒子真的變成共產黨了嗎？蔣先生有點不敢置信。年青人容易中毒，徐恩曾的“中統”和戴笠的“軍統”，簡直抓不勝抓，誰能保證經國不和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一樣，受到邪說的蠱惑？
朝好的方面想，是斯大林的惡作劇，存心給他下不了臺。無論如何，要等將來見到經國才能弄個一清二楚。
在蘇聯的經國，有出乎意料之外的變化。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的副廠長職務給解除了，候補黨員也被取消了。
失掉副廠長的職務，並不嚴重，只是每月少拿七百盧布，對家庭生計．有嚴重影響，但蘇聯也不會讓他餓死。
停掉黨權，那就非同小可，與蘇聯的大審判有關嗎？否則一定犯了錯誤，那是什麼錯誤呢？
塞翁失馬，壞事變好事的法則，經國也懂一些，只是他不敢這樣想。在蘇聯十蘭年，外間的事，知道太少，非常閉塞，《訊息報》、《真理報》以及一大堆的蘇聯出版物，甚至，他自己編過報，可是，“《訊息報》上無訊息，《真理報》上無真理”，說的都是事實。
聽說發生了“西安事變”，塔斯社的報導，說是日本的陰謀，蔣先生的安危和莫斯科的國際統一戰線，究竟有什麼關係？是否會聯絡到他個人的去向，他無法判斷，也無從判斷。
十二年前的革命狂熱，經不起歲月的侵蝕，早已冷卻，喜歡回顧反省，作透視分析，尋找答案。
無事一身輕，在思考中，尋回失去的自已。開始想家，想吃奉化的水蜜桃，想到依閭望兒歸的母親。什麼“工人無祖國”，完全是蘇聯共產黨的鬼話，過去，他曾經信以為真，不免覺得好笑。
“還是回去吧！”中國好壞，到底是自己的國家。他已打定主意。但是斯大林會準嗎？過去，他也申請過，曾遭到嚴詞拒絕，加上王明的作梗，希望很渺茫。
躊躇再三，把心一橫，用他洗練的俄文，給斯大林寫一封情詞懇切的信，列舉他必須回去的理由。
信到不到得了斯大林的手裡？後果如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