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一個個體的“我”也表現得越來越強烈,作者對人的終極關懷越來越深切人性愈發得到釋放。這是文明史必然的進步。
而在歷史的特定階段,我們卻不能抹殺各種文學體裁的繁榮。《紅樓夢》是古典小說集大成者,但其中的詩詞卻也非常精妙,今天還有人經常吟誦,賈寶玉祭奠晴雯的《芙蓉女兒誄》就感動我好幾次。這些大家對各種文學體裁都已經做到“信手拈來、運用自如”的熟爛程度了。
再來看看彭氏詩人,我們當然不能認為他們在文學創作上走倒退的路了。歷史是最無情的,元人寫詩歌,明朝依舊劇本,拖著大辮子寫駢體文,無數的作家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一丁點文學成就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無人賞識,就像彭氏這些詩人。其實,像彭家的詩歌,就在當時,甚至就在當地,都可以找出很多來。
區別就在於重視程度,或者說彭氏讀書人的群體性格造就了他們詩歌領域的燦爛。
我們可以想象出這樣一幅畫卷:
一座大院子,外面的世界紛紛攘攘,混亂不堪,有產業救國的,有維新強邦的,更多的是洋人橫行,堅船利炮洋槍,國人面無表情,麻木得任人鞭笞宰割。而在這個大院子裡,門口不時有青少年看到新東西亂景象就往回跑,告訴裡面的長者:二爺三叔四哥,外面……,咕嚕一大堆。站的人急急如敕令,坐的人依然坐著,紋絲不動,繼續喝茶吃酒,“不要管它,你管問得過來嗎?”末了又問,“今天寫了一首什麼詩啊?拿來讓我看看。”當然,在座位上的還有外省人,同樣消極無為的江浙朋友。
我甚至懷疑,這樣一個飲酒作詩的氛圍是故意培養出來的,至少是前人的愛好影響了後來的人,畢竟大局勢的窘迫是有很多種另解的辦法和方式,而不是僅僅詩歌一種消遣方法。
聰明的彭族人選擇了一種聰明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我內心還有疑問,就是地理位置帶來的麻煩。
寶安位於珠三角的最前沿,是中國最早受到西方物質和文明衝擊的地區,彭族人真的沒有受到衝擊嗎?聯想到經濟關聯的利害,他們是怎麼保持偏安一隅的平靜的呢?
因此可以猜測,在精神思想上,彭族人頑固得可以,其中的個體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他們的確擋住了外來思想的衝擊。在經濟關係中,生產方式沒有改變,生產關係沒有大的變化,依然是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依舊是土地租傭制的僱傭與被僱傭關係,經濟線扯得很緊,其中線束也沒有發生大的斷裂。
彭氏依然是地方上的一大家族,一個比較富裕計程車紳家族。但這肯定不會成為其他家族學習的榜樣——
“不要學彭家那些人!收了租子賺了錢,卻拿來交結酒肉朋友,喝酒、寫詩,發牢騷,有什麼出息!”
我們這些遊人來到其中,看到這些詩作,至少為他們的作為感到欣慰。
天下興旺,匹夫有責,何其廣大,我們不能要求他們擔負這一責任的。而且,那些關心天下的匹夫坐了天下,指點江山,還是一個匹夫!存在即合理,起碼,今天的我們應該認同東坑彭氏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
走出彭氏大宗祠,離開東坑時,我的心頭浮現的一個與強盜交好的御史大夫,和一群在亂世怡然自得的詩人。
他們,既是時代的悲劇,又不是時代的悲劇。 。。
不是附錄的附錄
一
某日下午,去深圳接清華大學某教授,車中聽其講電話,提到北滘碧江。經查,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碧江自南宋建村至清末,這裡至少出了20多名進士、140多名舉人。
二
寫本文時,由姓氏想到彭德懷元帥,想到傳說中的彭摶老祖。經查,有專門的“彭氏文化網”,裡面有詳細介紹。其中有一事:彭摶老祖帶著兩個兒子來到福建,在與江西交界的深山裡面教育當地人農耕知識,因彭祖的兩個兒子一名“彭武”、一名“彭夷”,故當地人為記念老祖,便取了兩位二祖的其中一字,遂得“武夷山”之名。我於2002年赴武夷山參加一文學大獎賽頒獎活動,其半山疊水,且湍急至無法漂流,雖有憾,但目為奇蹟。
“武夷山”,顧名思義,是中原統治者征服閩地、立刀揚威的象徵,跟今天的“西安”、“南寧”一樣,都帶著侵略者洋洋得意的痕跡。
後再查詢,得彭祖不得志之說。彭祖晚年攜子流轉閩地,在南平地界教育農民,並繁衍生息,當地確有許多的彭姓人氏。“南平”之意思,猜測同於上意。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