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不會有什麼危險。遺憾的是，同盟會當時就是一個炸藥包，因此爆炸是必然的結果，只是哪件事成為導火索的問題。
很多人質疑了孫中山的管理能力，筆者也認為孫同志是一個革命活動家、思想家，但卻不是一個善於處理各種矛盾的政治家，這點將會在以後詳細闡述。但就1907年，同盟會解體來說，我認為與其說是管理者能力偏弱，倒不如說被管理者能力太過突出，你瞧瞧黃興、宋教仁、汪精衛、廖仲愷、章太炎、蔡元培、陳其美等等等等，這些都是什麼人物啊，日後叱吒中國的蔣介石此時只是陳其美的小弟而已啊。
在大家誰也不服誰的氛圍當中，先是孫中山和黃興為了給未來的*選國旗問題爭論到了拍桌子瞪眼的地步，孫要用*，黃說這玩意和日本國旗相似，還是用井字旗好，孫中山說這把中國分的四分五裂的像什麼樣子，還是青天白日好，結果誰也不肯妥協，黃興竟然為此威脅退出同盟會，你老人家自己幹吧，我不奉陪了。這時候章太炎出面調解，民國還八字沒一撇呢，您老哥倆先專心把眼前的事做好不行啊，這才算把這事暫時擱置了，沒過多久，章太炎因為“貪汙案”要求罷免孫中山，並最後率領他的浙江幫脫離同盟會，重新起用他們原來的名字——光復會，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率領著他們的廣東幫去了南洋，在那成立了個同盟會總部，在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幫與章太炎為首的浙江幫的論戰中，黃興又站在了孫中山一邊。但之後的廣東幫與黃興所代表的湖南幫雖然都叫同盟會，但事實上互不隸屬，各幹各的。
除了這幾個大的派別，還有一個我們必須要提到的，由長江中下游各省同盟會員組成的派別。當時，孫中山堅持“邊地革命”或叫“邊角革命”，就是在遠離中央政府，天高皇帝遠的邊角地帶進行暴動、起義，利用此處統治薄弱的機會建立自己的根據地，然後徐徐圖全國。而另一種思想是，在長江中下游各省進行起義，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廷與南方各省的聯絡，迅速推翻滿清。孫中山的想法比較符合歷代農民起義的模式，加上孫中山在同盟會中的地位，因此前面的大多數起義都是按照孫中山的方略進行的。而堅持第二種想法同盟會會員因觀點一致而結成了一個新的派別，而這些人也多來自長江中下游各省，1907年，在同盟會分裂的大背景下，他們成立了“共進會”，推舉張百祥為總理，主要領導人有焦達峰，孫武等，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透過聯絡和策反新軍，以圖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實施起義，他們自稱是同盟會的行動隊，事實上和同盟會已無隸屬關係。黃興對於他們的另立門戶很是不以為然，質問焦達峰，達峰迴答，同盟會行動遲緩，我們只是急革命所急，並非內心有異。黃說，咱們兩家鬧革命，革命成功了，誰聽誰的？達峰說，還沒起兵呢，你就提這個為時過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您勢力大，我聽您的，我要勢力大，您就聽我的唄。
這個共進會中的領導人在當時沒有太高的威望，日後也沒出現影響中國的大人物，他們主張的在長江流域革命然後直接擴充套件到南方各省的想法也讓人感覺過於理想化，可就是這幫人竟然策劃了武昌起義，而且成功了。
和共進會共同策劃武昌起義的還有一個“文學社”，文學社怎麼還能策劃起義啊，哈哈，這個“文學社”和文學完全不搭界，只是為了掩人耳目而已，他們是革命黨在新軍下層軍官及士兵中發展起來的組織，文學社以蔣翊武、劉復基等人為骨幹力量，他們在湖北新軍中發展了上千人，比共進會還要多一倍。在起義前，這兩個組織所能影響到的力量已經佔到了湖北新軍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條件非常有利。
1911年，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開始了，其實咱們教科書上把保路運動說成反帝革命行動，我看有些牽強，它的情況很類似咱們現在經常看到的群體性事件。
政府認為“要想富，先修路”，於是允許招商局以招商的名義，吸納民間資本修建鐵路，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辦的鐵路公司，從民間吸納了不少的資金，然而這官辦的模式其效率之低下，成本之高企，匪夷所思，這有資金不足的原因，更有官員*的原因。中央政府為了推進“修路致富工程”，決定收回路權，所謂的“路權”其實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希望已國外銀行入股的形式解決資金問題，同時將修築權交給國外公司，來解決貪腐橫行的局面，迅速建立國內的鐵路網。筆者認為清政府無論是初衷還是方法都是對頭的，引進外資建設自己，有什麼不對啊，事實上引進外資修建的如京漢鐵路、滬寧鐵路和汴洛鐵路三條長線陸續竣工，早早的見到了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