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9日，“工總司”成立，並宣稱：“我們要奪權！”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的精神和周恩來一再強調的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決定對“工總司”持“不贊成、不支援、不參加”的態度。
“工總司”以此為藉口，次日凌晨煽動、裹脅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狀”為名，衝進上海火車站，強佔列車。這列火車開出後不久，被鐵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眾鬧事，臥軌攔車，致使滬寧鐵路中斷31個多小時。
安亭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彙報。周恩來要中央文革小組（系“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簡稱——編者注。下同）組長陳伯達電告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堅決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致電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隨後，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赴上海解決此事。張春橋竟揹著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並把這次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華東局和上海市委。
事後，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
張春橋的這種處理，不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於群眾的對立面，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燒進了工礦企業，與周恩來一再強調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
張春橋這樣做的目的是首先要搞亂上海，然後妄加罪名，徹底搞垮上海市委，奪取上海的黨政大權。
然而，一個安亭事件還遠遠沒有達到張春橋一夥搞亂上海的目的。因此，張春橋又親自策劃、製造了上海的也是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康平路事件。
1966年12月28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黨團員、勞動生產模範為基礎組成的，擁護上海市委、對“工總司”強烈不滿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
（簡稱“赤衛隊”）一萬餘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機關辦公地點要求上海市市長曹荻秋接見，要求上海市委承認擁有幾十萬人的“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於壓力，不得不撤銷了“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的承諾。
張春橋得到“赤衛隊”到康平路的訊息後，詭計爬上心頭。他連夜打電話給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衛隊”要抄張春橋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須有罪名，由王洪文調來十幾萬造反隊員於12月30日凌晨對康平路的“赤衛隊”發起衝擊。製造了上海的第一場大武鬥。
12月31日，“工總司”釋出特急令，要所屬各級造反隊把“赤衛隊”的負責人統統抓起來，把各工廠企業的“赤衛隊”的負責人也抓起來。
康平路事件後，上海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陷入混亂。“赤衛隊”是一個有數十萬工人的群眾組織，其中不乏一些生產勞動模範和大量的老工人。他們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紛紛離開工作崗位，進京上訪。上海鐵路局排程所80多人中就有70幾個人是“赤衛隊”員。這樣就造成生產無人指揮、鐵路交通中斷的混亂局面。據統計，從30日凌晨到31日的26小時中，上海站停開客車26列，5000多旅客滯留上海，5000多乘客被阻於途中；停開貨車38列，有22列貨車不能進入上海站而阻於途中，貨物積壓數萬噸。
面對上海這種混亂的局勢，周恩來積極採取措施，盡力把局面穩定下來。
然而，此時的周恩來萬萬沒想到，一夥陰謀家在上海策劃更大的動作。
陰謀家成了“勝利者”（3）
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擺著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賢和“工總司”的幾個造反派頭頭談話，策劃奪權。
同日，上海《文匯報》奪權。
次日，上海《解放日報》奪權。
張春橋1月5日在“工總司”造反派頭頭會議上鼓動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揪出來，打倒。”
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導演下，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揪鬥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還把全市幾百名幹部揪到會場陪鬥。
大會發出三項通令。
《第一號通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