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從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第二號通令》說：“陳丕顯必須在7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革命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代。”
《第三號通令》說：“大會認為，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
1月6日以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相繼建立了“火線指揮部”、“保衛委員會”、“造反派聯絡站”，全面奪取了上海市黨政財文的領導權。
在對待上海市委和處理上海局勢的態度上，周恩來與張春橋一夥是截然相反的。
然而，在這次較量中，張春橋一夥成了“勝利者”。
1月8日，人民大會堂118室。毛澤東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肯定了上海的奪權活動。
散會後，周恩來步履沉重地走出118室。他在思考著新的對策。
1月16日，毛澤東召集小範圍的常委擴大會，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
同日，《紅旗》雜誌發表王力、關鋒起草的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人民日報》同日轉載。文章提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文章還高度讚揚上海的奪權，號召“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我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最根本的，就是奪他們的權。只有奪了他們的權，對他們實行專政，才能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
文章說的“奪權”包括奪黨權、政權、財權、文權。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無誤地號召全國全面奪權。
此後，全國範圍的奪權狂潮如瘋似癲，席捲而來。
周恩來據理力爭對於這場全國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周恩來本來是不贊同的。這從前面他在對待上海問題上同張春橋一夥的分歧與較量就可以看出。
無奈，毛澤東支援奪權。
對於這場奪權運動，周恩來也是缺乏思想準備的。《紅旗》雜誌號召全國奪權的評論員文章事先也沒給周恩來閱看。周恩來壓根就不知道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多次說過：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搞全國自下而上的奪權，恐怕也要算是周恩來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然而，既然奪權運動已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而且洶湧而來，擋是擋不住的，也不可能擋住。
周恩來說：大勢所趨，萬馬奔騰來了，你根本擋不住，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沖垮。
因此，周恩來挺身而出，迎接這股洶湧而來的浪潮，並設法駕馭它。
周恩來很清楚：毛澤東支援奪權並不是像中央文革一夥所要求的那樣。但中央文革一夥又利用毛澤東支援奪權來實現他們打倒一大批領導幹部、奪取黨和國家更多領導權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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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家成了“勝利者”（4）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一方面表示支援奪權，但同時又強調：奪權，只是奪各單位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生產業務權、黨委領導權不能奪。而且明確規定了有些部門不能奪權。
而中央文革一夥則主張全面奪權，奪一切領導權。
對待在奪權中的“當權派”，周恩來認為要一分為二的分析，而且絕大多數領導幹部是好的，不能一概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幹部有“錯誤”，要打倒一下，也應當是“燒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夥卻希望把老幹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燒而焦”，要置於死地。
這就是在奪權狂潮中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一夥所持態度的本質區別，也是鬥爭的焦點。
還在奪權狂潮初始，周恩來在毛澤東召集的常委擴大會議上就提出：我是支援左派奪權的，但奪權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各部的奪權不要搞得青黃不接，工作不能停頓。
周恩來這是從維繫國計民生的工作角度對奪權提出了某些限制。
毛澤東表示贊同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還說，對當權派，對領導幹部要有分析。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