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委員會主任,行嗎?
到1967年下半年,全國絕大多數的省、市、自治區,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鐵路樞紐站段、大型廠礦企業、港口碼頭、醫院、銀行、新聞宣傳部門等,都實行了軍管。
正如周恩來所說,軍管是在奪權中許多地區、單位的革命大聯合、三結合條件不成熟,領導機關又癱瘓的情況下派出的,是革命委員會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一種暫時的過渡辦法。
周恩來說軍管是一種暫時的過渡辦法,這是一種客氣的說法。實際上,軍管是對錯誤的奪權行動所造成惡果的一種補救。軍管制度的實行,客觀上宣告了毛澤東支援的奪權行動的失敗。
儘管各地各單位的軍管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避免地執行過一些“左”的政策,但是,從總體上說,當時的軍管對保證社會秩序,保證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的基本執行,特別是經濟工作的維繫,如鐵路交通,還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當然,軍管也並沒有徹底解決混亂的問題,但如果當時不採取軍管的措施,全國局面亂到什麼程度,我們今天還很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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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1)
1967年1月,幾乎是在一月奪權狂潮迭起的同時,一股空前的打擊、迫害老幹部的惡浪呼嘯而來。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被突然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被康生冠以“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陳毅、葉劍英這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被指責為“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
,遭造反派圍攻。
1月7日前後,成千上萬的紅衛兵連續包圍並多次衝入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和陳毅、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餘秋裡等。
1月8日,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