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到後來的私交密友的動人故事。1941年，當年僅38歲的張衝（字淮南）不幸染上惡性痢疾病逝後，周恩來感情激動地揮筆寫下了“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的輓聯，並在《新華日報》上撰寫了2000餘字的悼念文章《悼張淮南先生》：“我識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變後，始相往來。”“我與淮南先生初無私交，且隸兩黨，所來往者亦屬公事，然由公誼而增友誼，彼此之間輒能推誠相見，絕未以一時惡化，疏其關係，更未以勤於往還，喪及黨格。這種兩黨間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後一口氣的……”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3）
然而，九泉之下的張衝做夢也想不到，當年他執筆偽造、沒能打倒周恩來的伍豪啟事，這樣一件歷史上早已澄清、共產黨內外許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來主政中國的時代被江青當作射向周恩來的一發毒彈。
紅衛兵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後，立即將這一啟事抄下來送與江青。
如果說，年輕的紅衛兵不知道國民黨偽造的伍豪啟事的真相，還情有可原，那麼，作為從延安過來，又是長期在領袖身邊生活的江青是應當很清楚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風審幹時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都作過彙報和說明。
但這時的江青卻如獲至寶，以為這是打倒周恩來並置之於死地的絕好材料。
在與中央文革一夥一番密謀後，江青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段，於5月17日突然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陰險地說：“他們查到一個###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要求同我面談。”
江青此舉，實際上是逼周恩來的一個通牒：你必須就此作出交代！
江青的險惡居心，我們還可從康生的舉動中得到印證。
作為當年上海中央特科負責人的康生，對國民黨偽造伍豪啟事的前前後後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兩個提到“伍豪等脫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