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時，周恩來在工人體育場出席“全國石油系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當週恩來講話時，場內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周恩來迅速轉過身去，背向會場，以示反對。而後說：即使是犯了路線錯誤的同志也不能說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上，他們兩位還是黨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黨中央講話，在我面前喊這樣的口號，使我處於為難的境地。近來，有人幾次衝進黨中央的指揮中心中南海。他們要去幹什麼？
張春橋向造反派密授機宜（4）
要去把劉、鄧兩位揪出來。毛主席給我的任務就是說服同學們和戰友們不要這樣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需要用揪鬥的辦法，不需要面對面，可以用背靠背的辦法。鬥爭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送大字報就是書面的嘛。
周恩來還說：今天天快亮時，我們還處理了這樣一件事。中南海的4個門──新華門、西南門、北門、西北門都被包圍了。包圍幹什麼呢？要衝進去揪人。結果在西南門有100多人爬著鐵門衝進去了。同學們，工友們，你們不是大家都說要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嗎？這麼個情況，我怎麼樣？我只能挺身而出擋住。這樣的事我處理了5件：兩次衝北門，3次衝進了西南門。這是第5次，勸說了很久，結果我把他們引到人民大會堂。我們希望再也不要出現這樣的事，你們要向其他同學、工友宣傳這個道理。
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釣魚臺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開會，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轟轟烈烈。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什麼不去鬥他們？
當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別衝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家，強行揪鬥、圍攻劉、鄧、陶。
1月16日，周恩來打電話給王光美說：要經得起考驗。
次日，周恩來在接見國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時，告誡說：你們的會可以開，但報紙上還沒有公開提劉、鄧，他們還是政治局常委。你們開會不能把他們拉去，否則我們不出席。
自1967年3月起，劉少奇的問題似乎明顯升級，毛澤東好像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
1967年3月9日、10日兩天，在北京召開的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陳伯達、康生點名對劉少奇從歷史到現實進行顛倒是非的誣衊，旨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打通全軍高階幹部的思想。10天以後，在一次有毛澤東、林彪等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正式決定將運動中揭發劉少奇的所謂“歷史問題”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指定由康生分管這件事。
此後，劉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魔掌。謝富治是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劉少奇專案的，江青雖沒有頭銜，但卻是抓劉少奇專案的“主帥”。
應當說，對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當時的環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賀龍那樣，後來他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1967年3月21日，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的造反派，當造反派指責周恩來在對待老幹部的問題上與中央文革的口徑不一樣時，周恩來說了這麼一句話：“毛主席沒決定，當然要負責保護。”
這句話，很能反映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幹部方面所處的艱難處境和所採取的鬥爭策略。只要毛澤東沒有決定要打倒，周恩來就會想方設法以毛澤東的支援來擋住林彪、江青一夥射向老幹部的槍彈，保護老幹部。
對劉少奇，毛澤東本來並沒有“徹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還肯定了劉少奇寫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並且，毛澤東還提出過開九大時要選劉少奇、鄧小平當中央委員。
後來，江青、康生一夥不斷向毛澤東提供有關劉少奇所謂“歷史問題”的假材料，毛澤東的認識和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想保劉少奇也保不住。
要指出的是，在保護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所面臨的處境要比在保護賀龍的問題上更為嚴峻、敏感、艱難。賀龍主要還是林彪、江青一夥要打倒他，毛澤東表示默許。而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