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的問題，直接與毛澤東聯絡在一起。如果在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拍案而起或者持反對意見，這就意味著他要直接與毛澤東發生正面衝突，林彪、江青一夥必然在一旁趁火打劫，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張春橋向造反派密授機宜（5）
在劉少奇的問題上，許多學者都談及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透過關於劉少奇的決定時唯一沒有舉手的陳少敏。首先要肯定，在當時的那種歷史氛圍中，陳少敏的這種勇氣確是難能可貴。
然後，我們不妨作些冷靜的比較。
陳少敏不舉手，表示不同意中央關於劉少奇的決定，從直接效果上來說，她這一票也改變不了劉少奇當時的命運，事實也確是如此。周恩來當時要這樣做（不僅僅是投票時，包括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變劉少奇的命運。試想，在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如日中天之時，加上毛澤東的偏聽，從組織原則上來說周恩來的反對票也是處於絕對的少數。但是，由不舉手這一舉動所引起的政治後果就大不一樣了。以陳少敏當時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劉少奇，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嚴酷的政治打擊和迫害，對當時的中國政壇產生不了什麼大的影響。如果周恩來也這樣做，由於他所處的位置，其政治後果就不僅僅是導致他自己下臺的問題，更關鍵的是將會對當時的中國政壇產生一系列的舉足輕重的連鎖反應，整個中國的政治和權力格局將發生於黨、於國、於民十分不利的大裂變：那就是周恩來被徹底打倒失去合法的鬥爭權力，中國政壇將會淪為林彪、江青一夥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對劉少奇的錯誤處理上，周恩來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公佈了這樣兩條材料：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開前夕，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九大的政治報告。毛澤東說：報告中可以不提鄧小平，但要提劉少奇。
第二天，鄧穎超給周恩來寫了一張紙條，上面寫道：“你要緊跟毛主席，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對事對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動，力爭保持你的身體情況能堅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為周恩來看病的著名老中醫蒲輔周）告我，望你應戒著急和激動，以免影響心臟波動。”
細心琢磨這兩條材料，不難看出它們的內在聯絡。周恩來為什麼恰恰在這個時候情緒激動？恐怕是與對劉少奇的處理有點關係。
對劉少奇的處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已經透過了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憑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宣佈“把劉少奇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但那畢竟還是在黨的中央會議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公開提劉少奇的所謂“罪行”，那就等於將黨中央對劉少奇的錯誤處理公之於世了。因為九大的政治報告要向全國、全世界釋出。這一做法，周恩來是有看法的。
後來，在張春橋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報告中，一開始就點出：文化大革命“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贊同打倒劉少奇，對周恩來個人來說，無疑又是一次痛苦的違心之舉，但對黨和國家的江山社稷來說，確又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陳毅帶頭作檢查（1）
1967年的1月，政治氣候和自然氣候把全國的每一撮泥土都冰封在嚴寒之中。
蕭森的北京，更是呵氣成冰。
夜幕下的人民大會堂，點點燈火也遮掩不住它的蒼涼。
周恩來疲憊地坐在沙發上，端起工作人員送來的一碗雞蛋炒米飯。一旁坐著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
這是周恩來的晚飯，時間是晚上9點半。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亂的時期，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場合，這樣簡單的便飯，對周恩來來說已經習以為常了。
周恩來抓住吃飯時間的空隙，找陳毅談話，談話主題是要陳毅在國務院帶頭向造反派作個檢討，以早日擺脫被動的局面，協助他抓好國務院的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
對於出生入死的廣大老幹部，文化大革命是一座煉獄。在這座煉獄中，每一個幹部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驗。
周恩來也多次意味深長地對老幹部說：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