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的努力下，才開始重新向國外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大使。
1967年1月全國奪權風暴颳起後，在國外留守的部分使館人員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紛紛給外交部來電，要求在國外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所謂“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甚至提出要照國內的做法，在使領館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駐外使領館的運動開始還能控制住，但後來在極左思潮的衝擊下，逐漸有點失控了。一些駐外使領館也紛紛“造反”、“奪權”，搞起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來了，鬧得一塌糊塗。外交紀律在無政府主義的喧囂中被拋到九霄雲外，嚴重影響到駐在國與我國的關係。
在柬埔寨，我駐柬使館的一些人員不僅在華僑學校中向廣大師生散發毛主席語錄、像章，要求華僑教師在上課時學習毛主席語錄，還向柬埔寨國內各地華僑和柬國內的左派組織散發毛主席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材料，號召柬埔寨人民起來反對本國的反動派。當時柬國內的柬中友協受極左思潮的影響，還把鬥爭矛頭對準了當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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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中柬關係的惡化（2）
這些極左行動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滿，曾幾次與我駐柬使館交涉，均未得到滿意的答覆和解決。
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協，把該友協的工作合併到柬埔寨對外友協。
然而，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有關方面還繼續承認柬中友協，並在柬中友協成立3週年的時候發去了賀電。柬埔寨的新聞媒介還對此作了報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佈要撤回柬埔寨駐華使館全部人員。
一些別有用心的外電甚至報道說，柬埔寨和中國要斷交。
周恩來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後，一方面批評中國有關方面的“左”的做法，強調保持中柬友好關係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親自約見柬埔寨駐華大使，進行解釋和挽留。
1967年9月14日晚11時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老北京廳約見柬埔寨駐華大使張崗。
簡單的寒暄之後，周恩來直入正題：“這次發生的事情，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約見大使談一談。從我們兩國建交以來將近10年了，從來沒有發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這次事件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我們只能表示遺憾。從我們國家和政府的願望出發，我們還是希望大使及使館人員留在中國，繼續為增進中柬兩國友誼而作出努力。”
10月20日，茅利塔尼亞###共和國總統達達赫來我國訪問，周恩來同他舉行了幾次會談。24日，達達赫離開中國前往朝鮮等國訪問，周恩來在送達達赫去機場的路上，請達達赫幫忙給朝鮮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埃及納賽爾總統捎轉他的口信。周恩來說：自從我國文化大革命以來，有時出現一點誤會。華僑在一些亞非國家有不少，他們嚮往祖國，我們不能阻止他們。我們一直是教育華僑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但對於他們的行動我們並不能掌握，使館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們並不掩飾這些偏差，隨時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剛果（布）總理談話時，就說剛果（布）總統做得對，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國主義誣衊我們，而實際上我們對朝鮮、柬埔寨的政策沒有改變，我們一貫支援他們的反帝鬥爭。
這裡順帶交代一下，周恩來之所以請達達赫總統把這樣的口信捎給金日成，是因為極左思潮把中朝之間同志加兄弟的關係也攪得不是那麼愉快。在極左思潮的驅使下，一些紅衛兵在街上公然貼出了攻擊金日成的大字報；一些從朝鮮回來的華僑還到朝鮮駐華使館搞遊行，散發批判朝鮮勞動黨和金日成的傳單；在中朝邊境，還發生了幾名中學生紅衛兵偷越邊境，把“朝鮮必須順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朝鮮必須跟著中國鬧革命”的大字報貼到了朝鮮境內；我國當時駐朝鮮大使館也搞了許多極左的宣傳，引起朝鮮的不滿和防範。對這些極左做法，周恩來作過多次批評，還下令把駐朝使館中的個別極左分子調回國內。他還透過有關渠道帶信給金日成，說不管紅衛兵、造反派怎麼說，這都不是我們黨和政府的意思，請金日成諒解。
送走達達赫兩天之後，周恩來再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柬埔寨駐華大使張崗。
周恩來說：“現在西方世界輿論和一些國家都在挑撥中國與柬埔寨王國的關係，特別希望我與西哈努克親王搞筆戰舌戰，他們幸災樂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和政府從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們不會上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