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當。我們認為，中柬兩國之間有共同的敵人，他們是想利用我們之間的任何一點誤會來進行誇大，以便各個擊破。我們要做使敵人不高興的事，而不做任何一點使敵人高興的事。即使我們之間有一些誤會和意想不到的批評，但我們想到共同的敵人，我們是把誤會放在次要地位的。當然，這些事情不是沒有分歧的。但是，我們認為現在爭論這些事情不是時機。我們寧可把這些意見保留起來，不做公開爭論，不讓敵人利用。這點意見請大使閣下轉告西哈努克親王。”
制止中柬關係的惡化（3）
周恩來還就中柬兩國在政策上、工作中的一些誤會作了解釋，並坦率地承認了中方在一些工作中的錯誤做法：
第一，柬埔寨取消柬中友協，成立全國統一的友協，這是你們主權國家權力內的事，我們無權過問，根本不能發生我們反對這件事的事。至於我友協給原柬中友協發賀電的問題，是民間團體的事情，是個錯誤，但我們政府和黨不知道。
第二件事，關於中國在柬埔寨的僑民問題。我們一向遵守這樣的原則：僑民應當遵守主權國家的法令，但他們的正當權益應受到保護。我們一向用這個政策來教育我們的僑民。但僑民的情況是不同的。在那樣的環境中，他們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這是他們本身的事，中國政府很難干涉。柬埔寨王國政府對中國僑民的態度一向是寬大的，這點我是瞭解的。僑民有一些活動使西哈努克親王不高興，或者他們違法了，親王批評了他們，這是元首有權這樣做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僑民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同意的。
10月27日上午，達達赫總統結束對朝鮮的訪問後前往柬埔寨，途中路過北京首都機場。周恩來特意來到首都機場迎送達達赫。
達達赫對周恩來說：金日成首相讓我捎來四點口信給總理先生，作為對總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
第二，我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有著深厚的友誼，並非常珍視這種在共同鬥爭中建立的友誼。
第三，雙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這些分歧並不嚴重。如果分歧變得更大的話，雙方可以透過見面討論尋求解決辦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鮮遭到進攻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同過去多次所做的那樣，來幫助朝鮮。
金日成還是通情達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來的艱難處境。
周恩來很感謝達達赫的傳話，並再次託他把口信捎給西哈努克親王。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西哈努克親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的解釋和建議，立即撤銷了撤回柬埔寨駐華使館人員的計劃。
西哈努克親王晚年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在我結識的世界領袖中，周恩來是我視為最傑出的兩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法國的戴高樂。”
西哈努克還說：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巨大的###中，如果中國沒有周恩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將因此而告衰落。
周恩來聲色俱厲（1）
1967年9月，周恩來雖已透過對王力、關鋒等人的果斷處置，斬斷了中央文革這一極左怪胎的一條膀子，而且也已明確提出批判外交領域的極左思潮，但是，根深蒂固的極左思潮仍以其強勁的慣性，著了魔似地向前猛竄。
9月初，與巴基斯坦政府###的巴基斯坦報紙先後刊登了兩條對中國不大友好的訊息：
一條是報道了來源於蘇聯塔斯社的訊息，內容是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篇攻擊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反華講話。
另一條是報道了臺灣國民黨對我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飛行員的策反，說開一架飛機到臺灣，可以獎勵多少萬美元。
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看到這兩條訊息後，非常氣憤，認為這是巴基斯坦政府對中國的極不友好。於是，立即將巴基斯坦報紙刊登的這兩條新聞報回國內外交部，並提出使館擬向巴基斯坦政府進行緊急交涉，抗議這種行為。
外交部當時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比較深，也未報告周恩來，就同意了駐巴基斯坦使館的請示。
我駐巴基斯坦使館立即約見了巴基斯坦政府外交秘書，就巴基斯坦報紙刊登反華訊息事提出緊急交涉，說：巴基斯坦報紙刊登的這些訊息是代表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政府應當對此負責。還說如果巴基斯坦參加帝、修、反掀起的大合唱不會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