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支援。他初做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時，督郵巡視至縣，便有五六十個老人在督郵面前替他求情說話。陶謙讓徐州，劉備謙意推辭，徐州百姓則擁擠府前哭拜說： “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劉備被呂布擊敗投靠曹操途中，投宿於青年獵戶劉安之家，劉安一時尋不到野味，乃殺其妻以獻食。劉備在曹操的大舉進攻面前，從新野、樊城敗退，兩縣之民一同表示： “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江。因曹操追兵將至，眾將勸劉備棄卻百姓先行撤退時，他道出了心腹之言：“舉大事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第四十一回）劉備就是時時以儒家仁的要求來規範自己，從而樹立了自己的政治聲望。
上篇：《風雲人物 青梅煮酒論英雄 第一部分》
劉備攜民渡江
儒家的仁治思想雖使劉備在領導工作上受益莫大，但也存在許多明顯的侷限性。
首先，儒家的“仁”是主張愛有差等，這就導致劉備在處理集團內部的關係時，有較明顯的親疏之別。比如劉備在決定自己的王位繼承人時，在義子劉封和親子劉禪之間要選擇其一，當他徵求軍師諸葛亮的意見時，諸葛亮答道： “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第七十六回）這樣的大事，諸葛亮竟然覺得難於參與，只好投了棄權票。以諸葛亮的態度中可以揣測，在事關“立太子”這樣的大事上，就算崇尚“仁”的劉備，也難免受非常複雜的情感因素所左右，孔明“推”得實在高明，盡顯微妙。又如劉備自領益州牧時，同時封關羽為蕩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徵虜將軍、新亭侯；趙雲為徵遠將軍；黃忠為徵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六員虎將均封為將軍，但其中惟有關羽、張飛另加侯爵，連趙雲這樣的心腹愛將亦不能與關、張平列，而給官員的賞賜又是按等級差別給予的（見第六十五回），這就不難見其親疏之別。這種不能平等對待部下的領導方式很容易帶來消極的後果，僅僅由於劉備在人際關係上的倍加殷勤才僥倖補償了這一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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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仁治思想在領導工作上的另一種消極影響是，當領導集團變得龐大時，主要領導人不可能和每一成員保持“食則同桌，寢則同床”的交往，感情聯絡稀少。從而，曾經促使集團發展的方式會變成限制集團發展的方式，甚至有些舊部可能會因感情聯絡變得稀少而產生怨情。比如蜀中豪傑彭羕在劉備攻西蜀途中，進一言救了劉備數萬人性命，受到重用，但劉備稱帝前，彭竟因劉備待他昔厚今薄而背地辱罵，並企圖聯絡孟達，挑動馬超謀反。蜀國政權的上層人物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其一是劉備收川前四方征戰長期跟隨的骨幹，其二是收川過程中劉璋手下的降將，其他來源的官員極少。儒家的仁治思想，導致龐大集團內部的封閉性，窒息了領導集團的吸收功能，以至使西川內外的再生人才無法躋身於領導集團，發生“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可悲情形，這不能不說與劉備貫徹仁治思想有很大關係。
最後，仁治觀念常常與劉備實現目標的政治手段發生矛盾，使他多次喪失實施目標的機會。他的目標是要佔據一方，積蓄力量，伺機統一全國，實現這種目標的政治手段，特別是軍事行動是殘酷無情的，但仁治觀念卻要求以仁愛之心待人，尤其是對劉姓同宗更要以禮相待，關愛有加等，這樣，目標要求和手段要求常常把劉備陷於兩難的境地。為了目標不擇手段，就要殘酷無情，不仁不義，這是劉備所不願意的；而完全選擇仁義的手段，又實現不了目標，這也是劉備所不願意的。每碰到這種情況，他多是採取折中的方式，以迂迴的手段實施目標，但這往往使他失去許多直接達到政治目標的機會，使本集團的發展走著一條異常曲折的道路。比如，劉表多次提出自己死後讓劉備作荊州之主，但劉備卻認為，“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第三十九回）曹操大舉進攻新野小縣，孔明建議奪取荊州安身，以拒曹操，劉備又是不忍圖之，並聲言： “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第四十回）劉備攜民渡江之時，眾將一再勸他棄百姓先走，他認為“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第四十一回）結果被曹操追兵打得一敗塗地，他的妻小都未能保全。又比如，當劉備攻取西蜀的時機已成熟時，他卻一再推託說： “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罵。”龐統建議他與劉璋會面時，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唾手可得西川，他卻認為： “季玉與備同宗……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