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正是在肯定了尼赫魯的這一面之後，展開了對他的另一面的批判：
“但是，他在1959年4月27日的講話中卻唱著一種多麼不同的調子！”
在這“但是”之後，胡喬木逐條批駁了尼赫魯關於中國西藏問題的一系列錯誤論點，最後又迴歸到希望中印繼續友好、共同攜手的話題上。
確實，胡喬木很恰當地掌握了分寸，做到了毛澤東所說的“有理，有利，有節”。
《人民日報》的“婆婆”（1）
在那些日子裡，胡喬木依然是“新聞首腦”。據當時擔任他的秘書的商愷告訴筆者，胡喬木每日是如何“評報”的。……
每日清早八時，《人民日報》社必定派一位領導幹部或編輯，帶著當天的《人民日報》，來到中南海頤園胡喬木家中。胡喬木住的是四合院，商愷在東廂房辦公，胡喬木在北房辦公。
“評報”在胡喬木辦公室裡進行。胡喬木花了些時間看當天《人民日報》，然後進行評論，從報紙的標題、版式、內容，逐一發表意見。商愷拿出筆記本，在一側記錄他的意見。
報社幹部也記錄他的意見。回去後，即向報社總編傳達胡喬木的“評報”意見，以利馬上改進。
商愷原本是《人民日報》駐山西記者，被胡喬木調來，擔任秘書，也做新聞理論研究。
日積月累，商愷記錄的胡喬木“評報”的話，厚厚的一大本。
有一段時間，鄧拓每天或隔天帶報紙來，聽取胡喬木“評報”意見。
胡喬木“評報”，有時很尖銳。尤其是在他提了多次意見，如果《人民日報》還是不改，他也會光火：“我都快說了一百次了，你們還是不改。你們《人民日報》的臉皮，比長城還厚！”
即便在他光火之際，也還很注意語言的形象性和生動性！
胡喬木評報，方方面面都評，以下是他的若干評語：
“現在報紙上的題目實在太少了，文章太長了。長文章像一個大胖子那樣，一個人一躺就把一張大床佔得滿滿的，應當不讓胖人上報。”
“報紙版面，每個時期都要有中心。圍繞中心進行宣傳，不要東打一槍，西打一槍。”
“標題好比人的外貌。標題要活潑、生動，也就是要通俗化。編輯部要研究這個問題。像什麼‘工作急待改進’，還是打官腔。像‘嚴正處理’之類的字眼，都是老一套，不能吸引人。要有趣味，有政治性的趣味。”
“新華社的一條電訊說，1958年，中國電影幾乎遍及全世界，到處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賞，很多影片創下了當地的賣座紀錄（1959年1月2日新華社新聞稿）。這樣的報道是吹牛，是虛誇。”
他注意到1959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養豬事業能夠高速度發展嗎？》，其中提及“養豬的高潮很快就會遍及全國每一個角落”，以為不妥。他說：
“我國一些回民聚居區是沒有養豬習慣的，不應該要求禁豬的地方發展養豬事業。社論是報紙的靈魂，每一個論點都應該力求準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政策性的社論，更應該分寸恰當，入情入理，無懈可擊。”
胡喬木在寫作上是內行，說了不少經驗之談：
“有些同志發愁社論寫得不生動，有些生動的事情一寫就不生動了，這是什麼原因呢？怎樣才能寫得生動？
“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結構，也就是形式。形式注意不要平淡。發展農業生產，平原最好，因為平原上莊稼容易生長，容易機械化。但是文章不要平原，畫家也怕畫平原。這地平線就不好處理，畫得太靠上了吧，天就顯得太小，不像樣子；畫得靠下些吧，天太大了，空蕩蕩的，只能畫人、鳥，很單調。地平線上，無非畫些莊稼、房舍、牛吃草，很難有多少變化。文章最大的弱點就是平鋪直敘。這樣的文章不生動，沒有吸引力。文章雖然是邏輯思維的表現，也應該生動。
“要生動，就得有變化。怎樣變化呢？無非是說了正面，又去說反面；說了這一面，又去說那一面；用了肯定的語氣，又用懷疑的語氣。一篇文章，如果從頭到尾都是句號，連一個問號和感嘆號也沒有，大概不會很好。說書的人喜歡賣關子，弄個懸念：欲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就是為了讓聽的人發生興趣。”
胡喬木用地平線比喻，又用海浪比喻：
“海里面的浪，遠看是平的，近看卻不平。因此海浪給詩人很大的靈感，因為他奔騰澎湃，象徵著生命的激烈的衝擊。為什麼海浪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