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是全黨智慧的結晶。最早的“決議”草案稿是任弼時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寫成的，題目是《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基礎的，主體部分的內容基本相同，同時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會議以來的新認識，如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作用等。稿子寫成後分送政治局委員徵求意見，並由政治局秘書胡喬木作了比較大的修改。任弼時又在胡喬木的修改稿上作過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線的錯誤概括成七點提綱式的意見，題目也改為“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接著，又由胡喬木寫了一個稿子。中央指定張聞天對歷史決議稿做了認真的修改和補充。
毛澤東一直十分關心這個決議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張聞天修改後的稿子上開始進行修改。他前後作了七次修改。毛澤東後來曾特別講到這一點：“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澤東將題目確定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且增寫了新的內容，如“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鬥”，就是這次寫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澤東強調了六大的正確方面；批評四中全會在過分地打擊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後，還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並對受打擊的被誣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作了肯定的評價；還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錯誤，確立中央的新的領導，這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這份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