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在即將撒手人寰之際，他感到悔愧萬分，很對不起中國人民，尤其是他偷偷匿藏了既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人類的文化巨寶“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種罪惡纏身不得解脫的冰冷”。為解脫這種罪惡感，使自己進入天國後能輕鬆地得以再生，所以他願將隱藏在心中半個多世紀的秘密公之於世。
當心中的秘密說出並留下遺囑後，日本老兵很快去世了。受託的劇作家久三枝感到事關重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況下，未敢公開對外宣揚，只是根據老朋友的生前遺願，將此事悄悄告訴了自己另一位經常在中國工作的朋友嘉藤剛清。
嘉藤剛清聞訊後大為驚訝，然後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將此事告訴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時年65歲，15歲時曾受日本共產黨的派遣，隨日本少年開拓團來到中國，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供職，擔任對日播音員，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國後的仰木道之長期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並一度出任過日本旭日觀光株式會社社長。再後來，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務有限公司常駐董事、顧問。當得知上述輾轉傳來的訊息後，他既震驚又興奮，憑藉自己多年從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銳嗅覺，立即意識到這將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為了證實那個原日本731部隊上尉軍醫臨終遺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沒有向外界透露半點資訊，而是憑自己對北京市地理環境的瞭解和認識，按照嘉藤剛清告知的線索，悄悄地在協和醫學院以東地區進行了一番查尋。
幾經折騰，仰木道之終於在協和醫學院東南側兩公里左右的日壇公園神道的北側，找到了一棵樹幹上被砍掉樹皮的古松。
經初步觀察，此樹幹被剝落的樹皮時間較長，形狀也和那個原日本上尉軍醫說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據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徵推斷，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麼這棵古松的下邊就應該埋藏20世紀古人類學界最大的隱秘——“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驚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透過有關渠道將聽到的線索和自己查尋的情況，向中國科學院作了反映。中科院獲知這一情況後，大感意外與驚喜。這畢竟是“北京人”頭蓋骨失蹤半個多世紀以來，又一條很有特點而又比較可信的線索。於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分管業務的副所長葉捷研究員和裴文中的學生張森水研究員，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務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區光明西路甲3號，與該公司董事、顧問仰木道之會面，以瞭解線索的來源和可信程度。
由於線索的來源已先後經過了幾個人轉述，到了仰木道之這裡已被打了折扣。不過，仰木道之還是極盡可能地將聽到的情況向葉、張二人作了詳細的說明。葉捷和張森水聽罷，對若干個細節問題提出了質疑，但因仰木道之並非這一秘密線索的原始提供者，故無法一一作答。葉、張二人只好抱著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態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壇公園作實地勘察。
日壇公園位於北京朝陽門外日壇路一側，又名“朝日壇”，始建於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清兩個朝代皇帝每年“春分”節祭祀大明之神（太陽）的地方。其中日壇的壇，是指一個正方形的石砌臺子，稱“拜神臺”。在方臺外圍環以紅磚牆，東、西、南、北皆有石欞星門。欞星門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蒼松古柏。掛映在蒼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庫”、“神廚”、“宰牲亭”等古建築。新中國成立後，日壇四周被闢成公園，面積擴大到二十多公頃，成為遊人消閒、觀光的一個風景區。
在仰木道之的引領下，葉捷、張森水在公園東神道的北側，很快見到了一棵樹幹上有明顯砍剝痕跡的古松。二位專家經過現場勘察，再結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況，認為此處埋藏“北京人”頭蓋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個原日本731部隊的上尉軍醫對轉移、隱藏“北京人”的具體時間含糊不清；二、孫中山的內臟在手術後一直儲存在協和醫院，後來日本人佔領協和醫學院後，將內臟送給了汪精衛，汪精衛藉機搞了一個“國父靈髒奉安儀式”，將靈髒放於一個玻璃瓶裡，並安葬於南京中山陵，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轉移的可能；三、有砍剝痕跡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園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樹下挖坑，勢必破壞神道。因為當時日軍佔領中國後，日本方面一直在喊“日滿親善”，破壞神道與當時的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壞，勢必引起眾人注意，這對保密也極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