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大都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根本不可能來落實此事。而那些革委會的頭頭們，關心的只是“造反有理”與“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更不會過問與大局無關的“閒事”。張森水寫的報告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北京方面的查詢，至此中斷。
天津方面的調查，進展還算順利。在弗利提供的三條線索中，其中一條是他將一個軍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經專案組調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確實做過一些倒賣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專案人員在調查中，與之相關的人員卻一口否認他們曾經收到過弗利送去的軍用提箱，更沒有見到過什麼“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還說，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弗利這個所謂的美國醫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條線索，是說他將一隻軍用提箱放在法國人開辦的巴斯德研究所了。經專案組對原巴斯德研究所部分有關人員進行調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線索和依據。正當一籌莫展時，意外的情況出現了：有人提供了一箇中國女人的線索，說這個中國女人當年曾是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長最寵愛的情人，很可能她知道有關箱子的情況。
於是，專案人員順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長當年的這個中國情人，而後透過多次追問，這個“情人”終於吐露了真情：她當年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長確實曾經相愛，並且也認識弗利這個美國軍醫。就在1941年12月7日，她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長以及弗利三人，還在北平北海公園遊玩過一次，直至深夜才趕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國海軍駐天津兵營就突然被日軍包圍，接著弗利被俘，之後便再也沒見弗利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長有過接觸，更沒見過所謂送來的軍用提箱。
從所長情人的講述中可知，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一天，弗利還在北平北海公園遊玩，而裝有“北京人”的箱子這時要麼還在秦皇島，要麼還在秦皇島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弗利當即被俘，而被俘後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樣也就不可能擁有箱子。所以這位“情人”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後，沒有見到弗利送來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所長情人沒見到弗利送過箱子，並不等於弗利沒有送過箱子。因為據弗利後來所說，他被俘後一個星期後又被放了出來，他是在被放出來之後將箱子轉存到巴斯德研究所的。可專案組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查詢，還是沒有在原巴斯德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說的箱子。而弗利當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德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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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3）
弗利提供的第三條線索是將另兩個箱子交給了他最信賴的###朋友。專案組人員透過四處調研，八方查詢，終於找到了弗利說的那兩個他最信賴的中國友人。這###友人本是一對恩愛夫妻，當專案組人員找到他們時，這對夫妻早已離婚多年，原因是建國後有人揭發，說他倆當年裡通外國，與美帝國主義有勾結，因而被打成了反革命。於是，一家人從此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女的離異後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則被押到了四川某勞改農場服刑，多年來彼此已沒有任何來往。
專案組人員分別赴上海和四川某勞改農場調查，從雙方的供詞中得到證實，珍珠港事件爆發前，這對夫婦和弗利確實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確實曾將兩個箱子送到他倆家中，拜託他倆一定好好代管，等將來戰爭結束後再歸還給他。
但是，這對夫婦卻一口否認箱子裡裝有什麼“北京人”，而說兩個箱子一個裝的是醫療器械，另一個裝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國古董瓷器，此外還有五百美元。二戰結束後，弗利回到了美國，不久便來信談及兩個箱子之事。後來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裡的古董瓷器和五百美元，由天津領事館拿走了，其餘衣物之類的東西，則由他倆給變賣了。
專案組人員對這對夫婦採取的是行內“背靠背”的辦案形式，結果是，兩人的說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說，他倆雖然確實曾為弗利真誠而精心地代管過兩個箱子，但箱子裡裝的東西，卻不是“北京人”。而這對離婚後的男女相處異地，且多年沒有來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問題。
專案組再度陷入困境。之後不久，隨著“批林批孔”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興起，以及中國政壇萬花筒般的翻雲覆雨，天津市公安局立案偵查“北京人”一案，宣告流產。
那位美國紐約的威廉·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