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什麼樣子，有沒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我們並不知道。
夏皮羅得知此情，絕望的臉上又露出了此微喜色。懷著一線希望，又找到了幾家先於衛生學校佔住該院或該樓的單位。經過幾番詢問，得到的回答同樣是：第6號樓地下室沒見過鋪有木板，也沒有發現過什麼箱子。
夏皮羅沒有就此中止尋找的腳步，他指著旁邊的第7號樓說：“這7號樓的建築規模和形式與6號樓完全相同，我們不妨去看看7號樓的情況，說不定從7號樓裡能看出一點什麼。”於是，一行人又進入了旁邊的7號樓。
進了地下室後，他們便分頭對各處進行仔細辨認觀察。按理說，如果7號樓地下室曾經鋪設過木板，那麼6號樓地下室也就理所當然地鋪設過同樣規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經過反覆檢視，並沒發現哪怕一塊小小的木板。
但一個極為很小的細節卻引起了夏皮羅的注意：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門框略微低幾公分。於是夏皮羅再次蹲下身去，又用手在那兒摸索了半天，但最終還是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
就在夏皮羅離去19年後的同一個日子，即1999年9月19日，我為搜尋“北京人“的線索來到了天津，並在自然博物館找到了當年陪同夏皮羅搜尋的古人類學家黃為龍。在對方的引導下，來到位衛生學校大院，在操場轉了一圈後，又走進了7號樓地下室。只見一個個赤身裸背的民工，正躺在地下室亂糟糟的房間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