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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大秦和後周戰做一團，最終好像誰也沒討到什麼便宜。
而在河南戰事結束後的大秦成武七年，大秦咄咄逼人的腳步卻是戛然而止。
大秦朝堂上先就亂了起來，但和大秦歷代爭奪皇位時的亂法不一樣，這是因為事情太多太雜，而顯出來的忙亂。
好像從成武元年一直到現在，因為征戰不休，而積攢了數載的事情，在成武七年，一時間都爆發了出來。
讓大秦朝堂上的重臣們，皆都應接不暇，再也無法顧及外間之事了。
大將軍種燧回京，在國武監偷閒的晉國公趙石，也不得不在這紛紛擾擾中，匆匆的回到樞密院坐鎮，並在殿前司禁軍整編上獻策獻力。
實際上，萬變不離其宗。
有些人總願意將各種改革套上華麗的外衣，並給改革者們樹碑立傳，其實大可不必如此改革者們最值得誇讚的其實只有勇氣，他們有勇氣打破舊有的桎梏，推行自己的理念，有這樣勇氣和膽魄的人，是值得稱道的。
但話說回來了，自古以來很多事都證明，敢吃第一隻螃蟹的人，不論成敗，下場都不會好。
商鞅，晁錯，王莽等人，與其說是改革者，不如說是殉道者……
而大秦景興鼎革之初，李圃等人上書便曾說，興革之舉，國之大事，非臣等私意也，在堅定景興皇帝鼎革之心的同時，也在為自己等人辯白，留下退身的餘地。
事實證明，景興鼎革非常成功，奠定了大秦強盛的基礎，同時也釀成了長安之亂這樣的變亂，其實這也正是鼎革之舉的利益和風險所在。
所以，不用過於誇大改革者的功績，每一次改革，都是血淋淋的，也不是每一次改革都會成功，失敗的改革，比比皆是，只不過在文人筆下，更在乎那些鬧出了天大風波的人物罷了，他們寫下這些歷史的時候，在乎的只有皇權，而非改革本身。
而成武七年，大秦的軍事改革方興未艾，這一次軍事上的革新，很難說誰是主導者，誰又是首倡之人，更像是一次偶然。
所以，這一次軍事鼎革，一開頭就顯得極不尋常。
先是在大秦成武七年的正月裡，京軍一下變了模樣，也象徵著軍事鼎革的開始。
在將矛頭對準殿前司禁軍的時候，有大將軍趙石，大將軍種燧坐鎮長安，幾乎沒有誰能在這兩位大將軍的注視下，敢於違抗他們的意圖，即便是河洛的張大將軍，此時也要退避三舍。
正在殿前司禁軍將領們在等待朝廷的雷霆雨露的時候，樞密使李承乾卻在極力主張在北邊建立數目龐大的新軍。
而大將軍趙石等人，非但沒有激烈的反對，反而頗有興趣的選擇了附議，這樣不務正業的改革者，真的是非常少見……（未完待續……）
第十三卷龍盤虎踞春秋事第一千三百四十三章碰撞
樞密使李承乾的提議，遭到了文臣們的激烈反對。
文臣們的考量是多方面的，而且還很有道理。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靡費過於巨大，即便是再不懂武略的文臣，也知道裝備一個騎兵將數倍於一個普通步兵。
尤其是樞密使李承乾的建軍計劃並不止於此，他想要建造的這個龐大的騎兵叢集兵種十分齊全。
重騎兵，輕騎兵，弓騎兵等等……這樣的騎兵叢集，如果建成，將是史無前例的一支軍伍，不用步兵配合，他們的野戰之中，幾乎就是無敵的，無論是長途奔襲，還是就地為戰，只要不讓他們去攻城，他們可以獨立的勝任任何戰役。
而要實現這一切，他們耗費也將是空前的。
這還只是騎兵本身所需，由此而延伸出來的一切，都讓人望而卻步，訓練，糧草供給，營盤，裝備，牧場等等等等，加在一起，所耗將是個一個令人絕望的數字。
窮兵黷武，異想天開等等這樣的字眼兒，立馬都被文臣們套在了樞密使李承乾的頭上。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點則是，如果大同榆林方向出現這樣兩支騎兵叢集，對京師長安造成的威脅將遠過於外敵。
兩支騎兵叢集一朝建成，大同方向的騎兵蜂擁南下，兩三日間便可以兵臨黃河，威脅潼關河洛，東去則可以肆虐河北遼東。
而榆林方向的騎兵更是可怕，從銀夏過三川口，一路之上。除了延州外。並無多少險阻。如果延州陷落，兩日之內，便可抵達長安城下。
這才是令文臣最不安的事情，而這也是武將和文臣最不同，也是他們對抗最激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