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廣州九運會央視《體育局長論壇》評點九運賽風
不會有結果的悲劇，料定“陳培德是官場遊戲規則下的悲劇性人物”。看到這則評論，我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只要足球運動不成為悲劇，我個人的悲劇又算什麼？如果需要的話，我甚至可以用個人的悲劇換取打假掃黑反貪的勝利。當親人們都在為我的安全擔心的時候，我坦然地告訴他們：如果鮮血能擦亮更多人的眼睛，我就是死也在所不惜。可惜這位城府頗深的香港記者只說對了一半，打假掃黑的確沒有結果，但陳培德並沒有成為悲劇性人物，只是結果和我希望的相反。雖然結果令人失望，但過程卻是悲壯的、動人的。我和浙江省體育局的義舉，不僅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支援和保護，更得到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援。時至今日，從省內外的領導到素昧平生的平民百姓，仍然給我以理解、關心和支援。最令我感動的是，我在江蘇搭乘計程車，被司機認出來，他說：“您就是我們常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個浙江省體育局陳局長吧？我今天能給您開車是我的榮幸，就讓我免費送您吧。”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還有什麼比組織的信任和人民群眾的理解更寶貴更值得珍惜的呢？理解萬歲！這就足夠了。
作者對掃黑局勢的擔憂不經意間被敏感的記者逮個正著在鬥爭最艱難的那些日子裡，當時分管體育工作的浙江省副省長魯松庭始終和我們在一起，並且直面媒體公開表明對打假掃黑的態度。在九運會期間也是他向我傳達省長的指示：如果弄虛作假，獎牌再多也沒有意義。如果賽風得不到根本好轉，浙江今後不再參加全運會！這才有後來我在九運會上的那一聲吼。他還指示體育局要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以對歷史負責。省體育局曾為此多次召開黨組會議研究，聘請體壇報總編李烈鈞組成9人寫作班子，進行大量採訪、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形成了36萬字和25萬字的兩個版本的書稿，書名暫定《變形的足球》。好事多磨，最後終因一些出版社的不願多事和我的離任而塵封在省體育局的檔案室裡。時過境遷，我能說什麼？
時間轉眼又過去了3年，一些朋友又出來鼓動我自己出書。我曾幾次婉拒，因為我想，熱點已經冷卻，關心那段歷史的人可能已經不多，還有多少人來看你這老皇曆？何況我已離開體育局長的崗位3年了，已經沒有了以前便利的條件。但是在朋友的啟發下，我的心又動了。換個角度思考，雖然風暴已經過去，足壇依舊太平，但我相信有正義感的中國人畢竟是多數，球迷和媒體雖然不再多說，但不說不等於不想，想知道事件的前因後果、是非曲直的有良知的讀者不會是少數。一聽說我要出這本書，馬上就有好幾位企業家要為我慷慨解囊，出資資助。《中國新聞周刑》披露了我要出書的訊息，一下子就有80多家媒體爭相轉載。這些不正說明人心未泯？更重要的是，我作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當事者和見證人，有責任將一些當時不為人知的事實向世人作一交代，對歷史負責。我雖然不能像《變形的足球》那樣大視角地反映當時的大場面，但可以以我的親身經歷昭示國人。這對今後體制改革的思考和研究，對法制的建設與健全，對今後體壇的純潔，對北京奧運會的人文思考與人文實踐，或許會有所裨益。於是寫下了這部回憶錄。
取《該我說了》為回憶錄的書名，我有3個考慮。一是我所記錄的都是事實，文責自負，不涉及他人。二是既然是歷史事實，以第一人稱講述；更具備真實性、唯一性和法律性，可作為我不能預見的將來的哪一天編寫中國足球史、中國體育史的這段歷史事件的史料。三是改革開放後許多類似檔案性質的材料、事實不再神秘，不再塵封，公開不屬於國家機密的檔案讓世人共享，可為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法學等多學科提供研究的材料，甚至可以作為以足球為題材的文學創作的原型，發揮檔案最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前言（2）
全書分為3個部分：《思議篇》、《敘事篇》、《附錄篇》。《思議篇》是對整個足球，以至整個體育的現狀及其走向的宏觀思考，有許多也是過去我見諸報端的言論，本身也具有史料的價值。把《思議篇》作為篇首，是基於這樣的考慮：2001—2002年的那場足球打假掃黑畢竟是區域性的相對微觀的事件，只有把它放在全域性的宏觀的大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它發生的必然性和價值，從而得出整治中國體育的腐敗、維護體育的純潔、使中國體育真正得到健康發展，必須宏觀與微觀雙管齊下的結論。《敘事篇》是本書的主體，記錄當時事件發生的始末，記錄的主要是發生在浙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