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末年，在皇室不停的更迭中，士族終於取得了世俗權力。隨之而來，魏晉南北朝演化為具有鮮明分權色彩計程車族體制。
雖然時間很短，卻演出了中國歷史上最愚蠢的一幕。
正是因為出仕源於祖德，也腐蝕了士族的進取心，東晉以降，士族開始鄙薄武事，雖然不排除個把人有軍事天賦，但大部分人仍相當不靠譜。這倒不是說士族子弟一無是處，門第傳承，士族世代以儒生自標，號稱讀聖賢之書，讓他們去幹具體工作實在是為難了。士族更適合於清談玄學，優美的南北駢文就出自這幫無聊文人的手筆。
然而，治國方略不是文人筆下的浪蕩情懷，能寫出千古傳唱的《別賦》，未必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唐代，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李白，雖然混到醉臥長安皇城，也終究沒在仕途上闖出名堂。就是今天，誰敢在公務員《申論》考試中寫散文，哪怕你是魯迅、胡適，保證你也被斬於馬下。
恰恰是這種文人情懷強化了士族的衰落，每天想著詩詞歌賦、吟風弄月的人，怎麼會有心思按領導意圖寫好公文。士族子弟從心底看不上“俗務”，對公文照例署名，最離譜的人甚至連自己該幹什麼都不知道。
嘯父出身會稽虞氏，屬於南土高門，晉時曾任侍中，即中央辦公廳主任。一次宴飲，晉孝武帝提出了一個問題：
“有所獻替邪？”
“獻替”其實是一個術語，意思是下面人提出的方略是否有備選方案，嘯父竟然以為皇帝跟他要海鮮，因為他家鄉近海。
估計，晉孝武帝當場就暈菜了，有這樣一個辦公廳主任，夫復何求？
儘管如此，士族仍舊可以限制皇權，而皇權只能對士族有打有拉，這些人再愚蠢，畢竟是地方豪門望族，除了他們還真沒有別人去貫徹皇帝的政令。
但是，士族體制卻存在致命的缺陷。
門閥確實可以給士族出仕第一步，身登高位，卻依然要取得帝王的信任，才能真正獲得權力。而皇權的信任半徑，其實非常狹小，狹小到不過就是那麼幾個人。
於是，為了接近皇權，士族開始了無休止內耗，僑姓與吳姓之間，荊州和揚州之間，相權和相權之間，高門和庶族之間，高門和皇族之間……每一個高門士族似乎都面對著無窮無盡的仇殺。
他們的命運，其實也是激流中的浮萍，得失急驟、生死無常。
這種鬥爭，極具殘酷性，士族不是西方城堡中的領主，他們在地方的經濟實力，來源只是地租。即使在東晉鼎盛時代，無論士族在地方有多少土地，始終都沒有取得領地行政權。
地租和行政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比如，地租只是鈔票，而行政權卻是印鈔機。行政權可以剝奪地租，反之，則絕對不成立。
這就意味著，如果在*中失勢，士族同樣無法在地方上立足，他們將一無所有。雖然門閥給了他們一個很高的起點，但這個起點需要不斷維護，方式則是靠近皇權。
因此，這種鬥爭，有去無回、有你無我，只能勝利、不能失敗，士族其實也沒有退路。在狹小的半徑裡，最終能勝出的畢竟是少數。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二章 西漢的財富（17）
曹魏以降，皇權就不斷禁絕士族高門兼併土地，南朝帝王已經開始有意識地起用寒門子弟執掌機要。雖然他們官階很低，但士族獨霸朝綱的局面已經開始動搖，梁武帝之後的侯景之亂更是滌盪了南方士族僅存的一點實力。陳朝亡國後，南方士族變為亡國之民，只能依靠聯姻攀附新權貴，才能苟延殘喘。
雖然士族跟皇族的角逐在唐朝才能揭曉最終答案，這並非由於皇權軟弱，而是還沒有出現合適的體制替代士族。
士族被皇權掃蕩後，皇權拿出來的就是科舉制度，說好聽點，是興辦教育；說難聽點，是憑皇帝一人殺伐決斷。雖然寒門子弟靠科舉進仕，但科舉不可能挑戰皇權。官吏所有的能力都來自皇權，甚至他們自身生殺予奪也掌握在皇權手中，挑戰皇權的唯一方式就是成為另外一個皇權。
這種替代，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朝著士族分權的方式演進。
五代十國，中國曾經在集權與分權之間猶疑，如果士族戰勝皇族，中國演進體制中可能就會出現多元化格局，從而整個制度演進路徑將完全改變。然而，即使在這樣關鍵的時刻，士族天然的分權性使它無法形成一塊鐵板，即使奪權成為帝王，卻又必然向皇權轉化。
南朝以後，士族漸漸消失了，從此中國歷史上再沒有出現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