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的代詞——“商”。據說，范蠡還是十六兩秤的發明者，十六兩秤上有福、壽、祿三星，缺一兩損福，缺二兩損祿，缺三兩就損壽命了。
信用不但對商人重要，而且是金融的生命，如果沒有信用，金融體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實物交易遠比貨幣重要，在世俗權力不具備信用的前提下，個人信用便成為當時貿易的關鍵。人們信任商人，而不是所謂的“無奸不商”，討價還價是沒錯的，任何商務談判雙方都有底線。靠權力、靠關係逼迫交易對手退步，是很無恥的，這不是“商”，是搶劫。
范蠡之後，又出現了一位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商人，白圭（公元前370—公元前300年），他的經營思想，顯然比范蠡同志更具有鼓動性，被稱為“治生之祖”。總結起來，他認為經營應該“人予我取，人取我與”，在市場上必須智、勇、仁、強（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從原生性商品市場到高階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場，一個亙古未變的真理是把握買賣機會，用白圭自己的話就是“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在最初級的貿易中，尚能有如此領悟，如果他生於今天，目睹現在的金融市場，必定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因此《史記》給了白圭一個不低的評價——“白圭其有所試矣，非苟而已也”，意思是白圭只要出手，必然能掙很多——這也是現代中國股民的夢想。
但是無論范蠡、白圭，他們的生意都不夠拉風，中國古代最拉風的生意人是該死的呂不韋。
呂不韋同志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對秦國來說是偉大的一生，《史記》曾這樣評價呂不韋——“秦滅六國，蓋始於魏冉，而成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