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的是誰的錢？”
馬：“開始都是自己的零花錢，幾百、幾千，自己玩的。”
問：“一般賭多大？”
馬：“每次都是一百、二百地往上押。”
問：“在哪兒賭？”
馬：“澳門。我一般沒去過葡京那種大賭場，我一次都沒去過，我去的都是比較小的地方，因為我怕在葡京那種大賭場會碰到熟人。”
問：“什麼時候玩得比較大了？”
馬：“1998年下半年。”
問：“那時候賭多大，賭資從哪來？”
馬：“每次去一兩天，寧先傑給我5萬港幣，後來賭得大了給10萬。”
問：“為什麼每次都是寧先傑給你賭資？”
馬：“因為寧先傑，賭博是他張羅，領我去的，討好我，他是建委主任，我的下屬，再一個，後來他從我們瀋陽借了50萬美元，我們就用這個錢做賭資。”
問：“你有沒有問過寧先傑這50萬是跟誰借的？”
馬：“問過，他說是從一個私人集團老闆那借的。”
問：“寧先傑怎麼有這麼大的面子，說借50萬美金就50萬？”
馬：“寧先傑在1997年為這個集團免、減了1200萬費用，是建委打的報告，當然我在報告上也簽了字，請慕綏新市長酌定的。”
為了過賭癮、搞賭資，權錢可以自然而然地交易。被捕前馬向東、寧先傑從官場到賭場沆瀣一氣堪稱“哥們兒”，事發以後，二人背對背，各執一詞，一點都沒有“攻守同盟”的意思。說到從瀋陽借的那50萬美金，按寧先傑的交代，根本就不是他的主意，相反是馬向東先打好了招呼，他寧先傑只不過是跑跑腿兒，把錢取了回來；可馬向東聽了寧先傑這麼說顯得十分傷心：
“怎麼會是這樣？1998年年初，寧先傑說要借點錢，我說你可不能動公款啊，後來他借了這50萬美金，另外他說這些錢他能把握得好，這個錢他管借管還。”
我問：“你當時說不能動公款，這麼說你是同意去借錢賭博？即使是和私人借，這合適嗎？”
馬：“很不合適，是很不合適。”
老馬承認自己借錢賭博“很不合適”，事實是就在他用著“很不合適”的錢到境外豪賭的時候他的賭癮已經大過於從前，1998年老馬曾連續9次到澳門賭博，藉口都是“談專案”，時間都是安排在週末，這樣的安排無法遮掩，顯而易見就是為了能有“賭”的日程安排，對這一點老馬絲毫不否認。
問：“那麼你在澳門賭博的時候經常會想到你的副市長身份嗎？”
馬：“我自己正是會想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才不去葡京那樣的大賭場。”（老馬竟是這樣回答我的這個問題的）
問：“你想過萬一有人認出副市長的身份，那樣會有什麼影響？”
馬：“會給黨和政府的形象抹黑，不過我的身份的確沒有暴露過。”
問：“在北京黨校學習時間你也去賭過嗎？”
馬：“賭過，兩到三次。”
問：“老馬，還有一個問題，我得問問你，作為副市長，瀋陽有多少國企，有多少下崗職工，你知道嗎？知道他們每個月只有多少生活費嗎？”
提到瀋陽的國企，提到下崗職工，老馬臉上的表情有所緊張，但沒有愧色，他接著說了這樣兩句“實話”，一句是：“我去澳門賭博，忘了自己的勞動人民本色，忘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我犯了錯誤。”第二句：“我一直覺得我為瀋陽引進了那麼多資金，已經給了那麼多人就業的機會。”後面的話我已經聽出了他的心安理得——這樣，賭博花點錢又算得了什麼呢？
輸掉50萬
“沒告訴你嗎，他去賭的時候有幾件寶物不離身，一個手鍊兒、一個戒指、還有一個金菸嘴兒，還帶什麼護身符——”
“到賭場去，那時候你根本就看不出來他是市長。胸前帶個金剛法輪，手上戴著戒指，脖子上戴著項鍊，吆喝著——”
馬向東在接受我採訪的時候說到他的問題從來都是說“我又犯了錯誤”，從來不說他“犯了罪”。賭博是不是犯罪？中國的法律已經規定賭博為治安管理所不容，中國的黨紀、政紀則規定黨、政幹部不得從事賭博行為。即使在澳門那樣的特區，官方也明文規定政府公務人員只有在節假日可以出入賭場。馬向東借款賭博究竟屬於什麼性質，答案自有法院來定性，那50萬美金很快被輸光倒是事實，這一點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