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後，被隔離審查的人們又分批被解除隔離，我父親是最早被解除審查的人之一。令人驚訝的是，昔日被當作準反革命看待的人放出後，又重新回到原來的崗位，該擔任什麼職務還是擔任什麼職務，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不過，那個可憐的袁醫助，卻因為自殺而被算做“自絕於人民”了。袁醫助父母雙亡，也沒有結婚，只有一個姐姐是他唯一的親人。袁醫助的姐姐來取骨灰時我父親見了她一面，大概是因為想哭又不敢哭的緣故，臉上露出一種非常古怪的表情。中國的老百姓自從五十年代開始，就被統治者制訂的條條框框一遍又一遍地篩來篩去，生死榮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掌握。可悲的是，這些條條框框並無定型，永不停息，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許就是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這些條條框框，就可能帶來殺身之禍。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蘇聯共產黨二十大路線、是赫魯曉夫救了父親等一大批無辜的中國人一命，使這些人免於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運。當時年輕單純的父親尚不清楚政治這趟渾水的深淺，還對赫魯曉夫揭批斯大林的做法有些不理解。後來，隨著閱歷的豐富，他終於漸漸地悟出了自己和其他肅反難友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賴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罪行的揭露。這種敢於自暴家醜的無與倫比的勇氣，起到了敲山震虎之效。從那時起，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在父親心目中有了一種特殊的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蘇決裂、展開曠日持久的大論戰時，我父親在道義上已經站到了蘇共二十大路線一邊，堅信真理屬於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這種對蘇聯的感情理所當然地影響到了我——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會起一個蘇聯名字作為筆名的原因。
關於一九五五年冬天的這一次“肅反”運動，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提起。這主要是因為：這次運動胎死腹中，除了類似袁醫助這樣特別不走運的人之外，並沒有如“反右”、“文革”一樣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擊面。然而，只有被當成審查物件的人才能切身體會到，當時的氣氛是何等陰森可怕。如果沒有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把斯大林的下場昭示在毛澤東的面前，一場類似於蘇聯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發生的大屠殺在中國肯定不能避免。按照制度的內在規律，殺便殺了，最好不過幾十年以後恢復名譽。幸運的是，蘇共二十大改變了歷史發展的軌跡，一場大劫難又一次與中國人民擦肩而過。但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此毛澤東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防止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十一、“反社會主義壞分子”
一九五四年十月，河南省會從開封遷移到鄭州，開封轉為省轄市。省會轉移時，遷走了許多單位和五萬人口。當時開封市才二三十萬人，遷走這麼多人一下子使得開封的市面顯得蕭條起來。開封自古以來都是中原重鎮，從此之後地位日益衰落，直到現在市區也不過八十萬人口，成為一個經濟落後、無足輕重的中小城市。
雖然父親在半途而廢的“肅反”中倖免於難，但在日益講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氣候下，在公安部隊中是無法呆下去了。一九五六年底，父親轉業到地方，分配到開封市文化局工作。剛開始待遇還是不錯的，每個月工資四十五塊，在一般工人、幹部中已經算是比較高的了。轉業前後父親認識了他的第一個妻子，不久便戀愛並結婚了。
肅反運動廢止後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是中國解放後最令人懷念的一年：經濟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政治氣候如陽春三月般溫暖。一開始，毛澤東宣佈“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又發表了他著名的《論十大關係》。接著，報紙上連篇累牘地號召“大鳴大放”，要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嘉勉”，幫助共產黨整風，到處舉行對話、座談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局面的出現，讓人們覺得中國彷彿要真的走向光明民主的未來。天真的人們欣喜萬分，擁護愛戴共產黨、毛澤東，暢所欲言。誰也沒有料到，在這明媚的春光後面，竟然隱藏著一個彌天陷阱。
既然黨都號召了，我父親也就積極參加了整風運動。雖然他在一九五五年“肅反”中受到衝擊，但他那點事情實在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自己還沒有太多思想包袱。而建國後他的所見所聞，對比解放前的經歷，使得他對新中國充滿了希望。不過，當時才二十二歲的他萬萬沒有想到，響應黨的號召還有可能上當受騙。在領導們的一再鼓勵下，他大膽地給上級提了一條意見，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