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問題。他指責一些領導不該進城後當“陳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腳蹬掉，再去找什麼女文工團員、女學生、女職員等等。在解放初期，由於一些幹部常年離開家庭幹革命，對原配妻子感情逐漸淡漠；進城以後眼界開闊，於是紛紛和裹著小腳的、文盲的原配妻子離婚，這是建國初期的一大社會問題。有的時候，被領導看上的年輕女人並不願意嫁給一個跟自己爹媽歲數差不多大的首長；碰到這種情況組織上就反覆做工作，用政治前途作為籌碼迫使女方就範。其實，以現在的眼光看這並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但我父親當時涉世不深，想著既然“言者無罪”，那麼提出來也沒什麼大不了。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我父親的一位領導恰好屬於這種情況。當我父親的話出口後，這位領導立刻感覺到父親是含沙射影，故而引起了他的不快。在另一次規模更大的座談會上，這個毛頭小夥子又一次提到了這個意見。那個領導本來就感覺父親這是跟自己過不去，此時在大會上又這麼發言，更覺得刺耳。於是，領導就沒好氣地插話說這是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父親就反駁說這是不道德。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誰也不肯讓步，說著說著都越來越激動，開始爭吵起來。最後領導氣得拍了桌子，把茶杯都震倒了，厲聲叫道：“國之杭，你給我閉嘴！”我父親一聽，不但沒閉嘴，反而更生氣了，也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回敬道：“現在黨要我們大鳴大放，你這是在壓制群眾，搞一言堂！”那次座談會就這樣不歡而散。後來，那位領導雖對我父親這個才轉業來幾個月的年輕人異常厭惡，無奈當時要整風，卻也只有勉強按捺住內心的憤怒強作歡顏，卻等待機會報復。
我父親和這位領導的爭執，雙方都有一定責任，又都沒有責任。按照現在人們的觀點來看，人家要找年輕一點的老婆就讓人家找唄，只要不挖自己的牆角你管人家那麼多閒事幹什麼？而那位領導則不應該為了這麼一件小事無限上綱上線，害一個年輕人一輩子。但是，當時處於那麼一種歷史條件下：我父親對共產黨非常信任，自認為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領導認識自己的錯誤是責無旁貸的事情；而“反右”運動的突如其來，連那個領導自己也不清楚，報復一下這個喜歡胡說八道的年輕人會給他一生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一九五七年夏季，《人民日報》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麼？》突然改變了形勢。這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大鳴大放”竟然是毛澤東的“陽謀”，為的是“引蛇出洞”。接著，《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和《事情正在起變化》兩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風暴開始。那些昨天還做出一副和顏悅色、虛心接受批評樣子的領導們一夜之間變了臉色，變得聲色俱厲、殺氣騰騰。在“引蛇出洞”這條毒箭的射殺下，我的父親不幸應聲落馬，被打入另類。那一年他才二十二歲，新婚僅僅四個月。
父親當時畢竟太年輕，而且他提出的意見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領導幹部生活作風，並不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的，沒有右派言論，因此定個“右派”似乎又不太夠格。於是在領導的授意下，整他的人又羅織編造了幾條罪名，把他定為“地、富、反、壞、右”五類中的“反社會主義壞分子”，並被判勞教五年，押送農場改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開封市相國寺劇場召開了全市文化系統批鬥宣判大會。隨著主持人一聲厲喝，全市文化系統裡揪出來的右派、壞分子被押上臺來接受批鬥，胸前掛著表示各種罪名的木牌。會場上不時爆發出“打倒資產階級右派×××”和“打倒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口號聲，讓被處理的人深刻感受到“專政”的滋味。很多“右派”、“壞分子”早就被高壓壓垮了，不是垂頭喪氣，就是戰戰兢兢。然而我父親始終不服，被押入會場時高昂著頭，哪裡有口號聲他就把憤怒的目光投向哪裡。押送他的幾個人見他如此不老實，就硬拽著他的頭髮往下按，讓他低頭認罪。我父親也是火暴脾氣，拼命往上昂頭，於是頭髮被人大把大把地拽下來。
令我父親驚訝的是，批鬥會上表演最積極的人並非父親身邊的同事，而是那些從未謀面的四、五十歲的街道婦女代表。雖然父親跟她們素不相識，然而她們喊口號時那種咬牙切齒的仇恨勁頭，彷彿她們跟這些右派、壞分子有殺父之仇一樣。制度就是這樣使人變得冷漠殘忍，人人為了保全自己，對陷於不幸的人落井下石。父親單位裡的多數同事都是有氣無力地動兩下嘴皮子，實際上他們心裡明白得很，這個二十二歲的小夥子縱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會主義”的大業。只是當時政治高壓令人生畏，誰也不敢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