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罷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後來才知道那些在批鬥會上積極表演的人裡，也有很多在後來的“反右傾”、“四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等一系列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中被打倒、被專政，其中包括把父親定為“壞分子”的那位領導。
那時候還喜歡定指標，連“反右”都要完成指標。挖空心思“揭露”別人，成了一些人撈取政治資本往上爬的捷徑。告密不再為人所不齒，而是成為當權者大力提倡的美德。一些單位的領導在開會部署本單位反右時總是說：“××單位才××人就揪出××個右派，咱們單位這麼多人怎麼就揪不出來幾個？可不能落後呀！一定要揭露我們單位的右派分子！”中國的政治運動往往就是這個樣子，就如同擊鼓傳花一樣，每次運動、每個人群裡必須產生一些倒黴蛋，就看鼓聲停息時花落誰家了。在這種情形下，要想不出冤假錯案，那才算咄咄怪事。
當時大姑在一所高中任教，算是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不能倖免。學校裡也很想再揪出幾個右派，於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優先考慮物件。有一段時間，學校領導輪番動員大姑給“黨”提意見，試圖來個請君入甕。然而，大姑自從解放初鎮反時受那一次刺激後，異常厭惡政治，對時事不聞不問；任憑那些領導如何誘導，就是不提一句意見，只是反覆說共產黨好，毛主席好，好得不得了，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黨。誘導者有些著急，試著引誘她上當，就說共產黨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沒有一絲一毫的錯誤啊。然而大姑早已森嚴壁壘、滴水不漏，回答說共產黨就是一點兒錯誤都沒有，一點兒缺點都沒有，百分之一百地好。領導見狀，覺得大姑沒有培養前途，也就只得遺憾地作罷。
不過，雖然大姑沒占上這個“右派”指標，但這個指標還是沒有浪費。不久後他們學校到上蔡縣支農，每天在公社食堂吃飯。當時公社的公共食堂辦得極差，菜洗得也很不乾淨，菜湯上居然還浮著一層蚜蟲。一個老師見狀，說道：“哎呀，這可怎麼喝呀。”另一個剛畢業不久分配到學校的年輕男教師就開了句玩笑，回答道：“吃吧，人多沒好湯，豬多沒好糠。”就這麼一句話，當晚學校就對他開展了批判，兩天後來人把他押走了，定成了右派，罪名是“惡毒攻擊三面紅旗”。
“反右”運動是建國後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採取誘騙的卑鄙方式進行的，全國五十五萬人，多數是一些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成為這場運動的犧牲品。此後的二十多年裡，這些人受盡磨難與歧視，大好年華與才幹白白浪費。即便是那些沒有被“反右”運動觸及的人，看到所謂“右派”們的可悲下場，或嚇得噤若寒蟬、三緘其口，或一味曲意逢迎、歌功頌德。從此之後的許多年間，只要是毛澤東下的指示，各級幹部們下的指示，無論對與錯，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聲，鮮有反對意見。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隨後“大躍進”中，全國到處都會發生諸如“畝產萬斤”之類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在透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雖然給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強調：“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後來擴大化了。為了證明“反右”是“必要的”，還保留了幾個“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這麼看。我認為“反右”不僅是毫無必要，而且是中國走向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對國家形勢自由發表見解的權利，也有對執政黨進行監督與批評的權利。掌握了國家機器無產階級政黨缺乏監督與批評，必然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脫離群眾，壓制群眾，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階層。從“右派”中最“猖狂”的言論來看，也無非是要求實行政治民主和言論自由，這又有什麼不對呢？總而言之，我認為“反右”一無是處，給中國政治的進步和民眾的道德水準帶來了長期的、消極的影響。［霸氣 書庫 ·手機電子書…wＷw。QiＳuu。cＯm］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十二、“洋勞改”
在宣判大會結束之後，父親他們一行被押送到開封市拘留所，與一百來個小偷、流氓等刑事犯一同關押了幾天。之後，父親被武裝押運到一個農場，分配到河南省杞縣縣城東約十幾裡的一個叫曹屯的村子，和刑事犯一起勞動改造。
父親最初服刑的農場原本是關押刑事勞改犯的。別小看這些刑事勞改犯，當時都有統一的灰色制服，到了冬天每人還發一副風鏡、一副護耳、一條圍巾、一頂棉帽。看文藝演出時，這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