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貶斥。我可以比較耐心地接受批評和質疑，但我不能認同某些人的說法，即：這篇文章帶有明顯的“剝削階級烙印”。事實上，作為完全生長在“紅旗下的蛋”，父母都是工人而從小生活在鐵路工人社群、十九歲就離家上學的工人子弟，我這一代人已經實在感受不到什麼“階級烙印”的影響了。而且我本人在生活中，逐漸接受了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思想，認真關注中下層人民的生存狀況，這更與“剝削階級烙印”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假如一定要說我帶有階級烙印，那就不如說我帶有工人階級的烙印。
對於那些口口聲聲給我扣上“帶有階級烙印”的帽子，像搞“大批判”一樣的人來“反駁”我的文章的人，我覺得這些人這樣做，如果不是出於狹隘的意識形態和特定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在真實歷史面前的無能為力，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牽強附會地給我扣上一頂“昔日剝削階級”帽子，就自欺欺人地算完事了。
本文不是小說，因為小說往往虛構情節和人物，而本文中所敘述的任何事件、任何人物，都是我的父母、我本人和其他家庭成員在生活中遇到、聽到、看到的；間或穿插一些我本人對一些事件的看法和評論。既然作為歷史，那麼就需要原汁原味、不加任何粉飾、虛構和誇張地顯示給讀者。例如，在二○○○年版中，有一個情節：我的外婆死前想吃糖葫蘆，但我沒有買到，等回到家，外婆已經去世了。這樣的描述，雖然讀起來比較感人，但卻是虛構的一個情節。真實的情況是：外婆想吃糖葫蘆沒有買到這個事情確有，但那是外婆去世前一個月，後來外婆臨去世之前又送回了滑縣老家。諸如此類的虛構在原文中雖然不多，但我都一一做了更正，以“寫史”的態度，而不是寫小說的態度來對待這篇文章。
現在我終於可以說，對於文中所描述的任何一個事件，雖然我表達上可能有不準確的地方，但每一件事都真實地存在；而對於我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和評論，我也並不強求讀者和我的意見一致，我只希望讀者能夠以平靜的心態來看待我們這個普通家庭在一百五十年裡所走過道路，進而從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多災多難歷史中，得到一些啟發，以建設性的心態看待我們的國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無論如何，我們今天的寬容和建設，將會給我們的後代帶來福祉；而我們今天的狹隘和破壞，將會貽害子孫。我衷心希望，我國人民的命運能夠在我們這一代被扭轉——成為尊嚴地生活在一個寬容法治、民主自由、公正文明和彼此友愛的、正常國家的公民，而不再在那充斥著彼此仇恨、奴役、狹隘、愚昧和暴戾的鐵屋中苟且偷生。
這一切取決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作品相關 前敘·三
就在我夜以繼日地趕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父親走了。父親生前有兩個願望，一是見到兒子的書問世，二是見到自己的孫子。然而，父親的願望沒有能夠實現，病魔無情地奪去了他的生命。父親的離去使我這部書有了一種特別的意義：這是我父親的意願，做兒子的雖然盡了一切努力也無法挽回父親離去的腳步，但兒子可以繼承父親的遺志，讓父親的形象透過兒子的作品活在千千萬萬個讀者心中，讓父親在善良人們的記憶中永生不朽。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作品相關 自 序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
——弗·伊·列寧
一九七二年的五月九日子夜，在中國北方一家鐵路工人醫院破舊的產房中，一個男嬰的嗷嗷啼哭打破了深夜的寧靜。對於這個男嬰的降生，他的父親可以說是喜憂交加：喜的是，自己在接近不惑之年終於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兒子；憂的是，今後家裡又添了一張吃“高價糧”的嘴。因為，男嬰的母親是農村戶口，按照當時的規矩，她生下的子女都應當是農村戶口，正如奴隸的子女天生也是奴隸一樣，因此就沒有口糧供應，得不到那張令六億農民所羨慕的“紅本本”。按照這個規矩，她本人、她的女兒，還有這個剛剛生下的兒子，都將不得不吃比供應價格高几倍的“議價糧”。雖然當時一斤“議價糧”只售二毛九分錢，但對於這個只有一個人有工作、每月收入只有幾十塊錢的鐵路工人家庭來說，三張“高價嘴”怎麼養活不啻是個通天的問題。
而這個男嬰的母親卻沒有想到這些發愁的事情，她只為兒子的出生感到高興。儘管食不果腹，但她堅信兒子的降生會給這個貧窮的家庭帶來好運氣，她的心中充滿希望。是啊，人活著，只要充滿希望，生活就會有意義。
這個男嬰就是我。我的幼年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