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這幫無法無天的傢伙連乘警都不怕，還把乘警給綁了起來。列車長聽說這事，指示火車司機把列車停到孟塬車站後，通知了車站方面，車站又通知了鐵Z局。
竟然敢在“鐵老大”的地盤上撒野，這還了得！鐵Z局掌握實權的造反派大怒，立即召集了一兩千人，將列車圍了個水洩不通，幾十個工人上車搜查那幾個流氓紅衛兵。幾個肇事的紅衛兵一看這個架勢知道不妙，連忙翻車窗想跑。可這種情況下哪裡還跑得了，大部分當場被抓，只有一個跳下車窗後趴在車底鐵軌上。幾個壞小子被抓住以後一清點，少了一個，於是又全車廂裡大搜尋。我父親則帶著幾個工人檢視車下。偶然往車下一瞅，發現火車輪子後面藏著一個人，於是這小子也被抓了出來。然後，又從這幾個壞小子身上搜出鋼鞭、匕首、軍刺、手銬等兇器。列車長向工人們道過謝以後，列車又前行了，留下這幾個壞小子由工人審訊。先開始幾個小傢伙嘴還挺硬，罵罵咧咧的。於是，工人們把他們用電動葫蘆吊起來，又用鋼鞭抽打，把這幾個原本不可一世的壞小子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吊了兩天，一看他們已經快沒氣了，這才放他們走。
一九六七年冬天，單位還組織工人們到陝西省華陰縣參加了一次公審大會，當場判處死刑並執行槍決的有一個政治犯和幾個刑事犯。公審大會是那個時代慣用的政治手段，以起到殺雞駭猴的奇效。聽宣佈判決時，我父親得知那個政治犯是原孟塬收容站站長，他在“砸爛公檢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鮮（「注」據說此人以前參加過抗美援朝）。當時朝鮮也因為跟蘇聯關係比較密切而被稱作“朝修”，因此這個人對朝鮮人說，自己想去蘇聯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可朝鮮人把他的話做了筆錄，連人帶筆錄一齊送回來了，以“叛國罪”論處而被判處死刑。因為怕他喊口號，就用一種專門的鐵夾子夾著他的舌頭，由一個解放軍牽著。類似處決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十分流行，後來張志新處決前則被割了氣管。以前的革命烈士被反動派槍斃時還能喊兩句口號，可文革時期的政治犯們，卻連喊口號的權利也沒了，還要犯人親屬交納“子彈費”。其他刑事犯則沒有鐵夾子夾舌頭的“殊榮”。後來不久，父親工地附近村子鎮陽有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因為剛在學校學會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寫有“毛主席萬歲”標語的牆上用粉筆寫了“打倒”兩個字，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終。
當時陝西的農民非常窮，但民風淳樸，農民老實、厚道。在孟塬工地不遠，有一個小小的洗染店，有一些單身工人就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來二往就和店裡的人混熟悉了。這個洗染店裡有一個老師傅，姓張，當時背上總是戴著寫著“小業主”三個字的布條。張師傅原本是這個洗染店的老闆，窮苦人出身，抗戰時在國軍部隊裡當馬伕。日本人打洛陽時，他在戰場上給長官看馬，眼見著一發炮彈打來，離自己百步開外爆炸；第二發炮彈又近了一點，第三發更近一點。老張一看，壞了，再有一發就輪到自己了。於是他撒開腳丫子就跑，剛跑了幾步，一發炮彈落在他剛才站的那個位置，長官的馬全被炸死了。後來他們部隊深夜裡在麥田中行軍，老張貓著腰走著走著，一扒拉開麥子，和幾個也在摸索著前進的日本兵正好臉對臉。老張嚇得大叫一聲，扭臉就跑；那幾個日本兵也嚇得往後跑了幾步，然後就打起槍來。就這麼著，老張的部隊被打散了，老張自己輾轉流落到了孟塬，開了間小小的洗染店，又找了個媳婦。解放後，老張的洗染店被公私合營，老張也繼續留在裡面當職工。老張人很豁達，因此儘管當時每天都揹著“小業主”的白布條子，但依舊談笑風生，聲如洪鐘。
有一天傍晚，工地來了一車皮開山洞用的梯恩梯炸藥。火車停在車站裡，領導認為很不安全，於是組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連夜裝卸。可是工人里黨員、團員不多，人手不夠，於是就讓積極分子也去，後來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後出身富農的也叫去了。到最後，工棚裡只剩下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三個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裡沒有電燈，只有外面慘白的月光透過窗戶照進來。三個人誰也沒有睡覺，但誰也不吭聲……成分不好的人在那個時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賤民、就是中國的“首陀羅”和猶太人。“出身”就像一塊大石頭壓在人的心頭，讓人窒息，讓人隨時感覺自己是個異類。
當時單位裡有一位叫王××的女工人，平素裡大大咧咧的。不知道為什麼，她的一本《林彪語錄》少了一頁，竟然被人給彙報了。造反派審問她，她也說不清楚。當時，有個跟她不對的人私下向造反派誣告，說看見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