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堂測驗時，我由低到高挨著不同水平的同學坐，抄人家的，結果分數從二十多分，上升到了四十多分，再到六十多分，最後達到七八十分。那個數學老師還不明就裡，還稱讚我學習認真，進步大。到那年期末考試，我又請了一個老鄉幫忙替我考試，結果那小夥子考得也不怎麼樣，只考了三十六分。走運的是，那次考試題目偏難，老師準備加分，又念及我學習“認真努力”，就弄了個奇怪的公式：三十六開根號再乘以十，撈到了六十分，這樣我的微積分才算過關了。大二學習線形代數，好在我高中時這一塊學的還湊合，考試時連抄人家的帶自己做，也算蒙了個整六十分。到了大四，又學經濟預測與決策，大量用到微積分與線形代數。此時我已經學油了，上課坐到第一排給老師留下好印象，一下課就給老師遞煙，順便問兩個問題。這麼一來二往跟老師混熟了，後來考試結束以後，第一次來通知說班上有四個人不及格，有我一個；等正式通知下來，班上卻只有三個不及格，少了我。當時我心裡直慶幸：幸虧當時給老師印象留的好，否則，學位證就危險了。
大學裡學數學的辛苦，給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陰影。一直到上班多少年以後，還經常夢到自己又要考數學，在夢裡還著急：不是已經畢業了嗎，怎麼還要考數學呢？一著急，就醒過來了，一看原來是場噩夢，這才又放心地睡了。
除了討厭的數學，還有珠算。那時大學開課真是莫名其妙，明明有計算器不用，幹嗎要用珠算？大學畢業快十年了，我一次都沒有用過珠算。當時我右手食指恰好長了一個神經纖維瘤，右手活動不是很方便，就開了個證明，緩考。到了大學四年級，不過珠算就拿不到畢業證，我就又找了個老鄉替我考試。好在時間隔的太長了，那個珠算老師都不認識我了，愣是沒看出來，於是輕鬆過關。
我所上的是國際金融專業，那時還不叫專業，叫專門化。這個專業對英語要求很嚴格，一般要求學生大學二年級之前就要過四級。畢業前過六級。我上初、高中時，自己想學俄語，無奈沒有開俄語課的學校，只好上了英語。太谷縣的各個中學裡，英語課程中既沒有口語，也沒有聽力，而且初中學英語音標時，老師的英語發音不準，帶著很強的太谷口音，教得我滿口結結巴巴的“太谷英語”。到了大學裡，老師則按照大城市的英語教學進度，一上來就要講口語、聽聽力。本來入學摸底考試時我的英語成績還是八十多分，在班上不算低，但口語和聽力卻把我給難住了。上英語第一課，老師就讓大家用英語做自我介紹，我憋得滿臉通紅，講出來的都是帶有太谷方言音調的古怪發音，弄得好多同學忍不住捂著嘴笑。本來我就厭煩財經類學校，此時更覺得自己是“倒黴”了，也就不願意學英語。結果到了大學二年級英語四級沒透過，又被從涉外專業分流到金融專業，不過繼續跟著國際金融班上。當時還覺得挺難過，現在想想，也沒什麼了不起。分流之後，我努力了一個學期，結果當年四級就過了，但六級我是不想再考了。
上財經大學本來就非我所願。我母親以前擔任單位會計，每天看到她伏案工作到深夜，填寫密密麻麻的表格時，我就對財經這個行當非常的不喜歡。我所上的Z大學根本就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大學那樣，依山傍水，古木參天，掩映著紅牆綠瓦的教室。這所大學面積狹小，從東到西走三分鐘就到頭了，從南到北要稍微長一些，也只需要十分鐘。在狹小的校園內，一棟挨一棟擠滿了破舊的蘇式簡易房屋。學校最大的綠地就是位於圖書館旁邊的“思園”，裡面有一尊陳毅元帥的半身像（「注」Z大學前身為中原大學，是陳毅創辦的）。“思園”的面積不過幾個籃球場那麼大，到了夏天的晚上，裡面談戀愛的情侶的密度可以達到每平方米一對，從裡面經過時稍微不注意就會踩著地上坐著、躺著的鴛鴦們。正可謂“爭渡，爭渡，驚起一片鷗鷺。”
不僅如此，我還發現這裡沒有真正嚴謹的學風和學術氣息，也沒有真正的經濟科學。我認為，這是中國社會科學的通病：沒有真正的獨立的科學見解，一切學術觀點都是圍繞當政者的需要，只是給當權者的政策做註腳。一旦上邊有了什麼新想法，都可以找來幾個專家來進行所謂的“科學論證”，專家、學者們按照上層的意圖，隨時準備推翻自己原來的見解。有些人昨天還在信誓旦旦地說計劃經濟無比優越，今天就可以同樣堅定不移地說除了市場經濟就沒有出路。
大學裡的一些教師，每天也忙著出書。但是很多人出書並不是為了學術交流，或者思想的碰撞，而僅僅是為了騙錢、騙吆喝。每當某些老師準備搞“科研”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