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樂了，說，那明天就到廠裡財務室去上班吧，這個月的報表要趕緊報呢。
當天下午，我的母親上街買了一個算盤，找了我父親的一個朋友王××（「注」王××這個人，以後有專門章節提到），學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廠財務股上班了。當時已經是十七八號，而按照規定，每個月二十五號就要做報表，二十六號就要報到手工業局去。我的母親把一大堆報表拿回家裡去，左看看，右看看，再自己琢磨一下，不會的就翻書查，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居然準時把報表報出去了。李廠長一看，非常高興，於是又問母親，出納能不能也挑起來？我母親回答說，那沒問題啊，於是會計出納一肩挑。之後，李廠長又把統計也交給了我母親，我母親照樣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
我母親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全廠上上下下的肯定，特別是李廠長，逢人就說這個小老鄉是個了不起的能人。當時廠裡有個總務室，李廠長總是感覺廠裡有些開支過大，懷疑總務股長貪汙，於是又把總務也給了我母親。母親當時一聽，笑道：“我現在又是會計，又是出納，還是統計，現在又管總務，那你就不怕我貪汙啊？”李廠長學著毛澤東對華國鋒的口吻說：“不怕，你辦事，我放心。”
與“南住宅”隔著一條大馬路，就是一支部隊駐地。那部隊是個汽車團，牆上寫著“解放軍愛人民”大標語，解放的“解”字還是簡化字，寫做“角羊”。那個部隊有一個禮堂，經常放映一些戰爭題材的電影，因此每當有電影放映時，我們小孩子們都想進去看。可是門口有哨兵，不讓進。當時我六七歲，虎頭虎腦的正是招人喜歡的年紀，經常到部隊門口去玩耍，漸漸地跟哨兵們混熟了。那些哨兵也不過是十七八歲的大男孩，其實也挺愛玩的。到過年的時候，我就弄點鞭炮給那幾個哨兵放，或者弄點核桃、柿餅之類的零食裝在口袋裡給那些哨兵們吃。後來我和那些哨兵們打得火熱，每當他們值勤時我都可以在部隊裡暢行無阻，還讓我摸他們的槍，那時我才知道真槍和我們小孩子玩的玩具槍之間有多大的區別。有電影放映時，部隊門口站一大幫孩子，哨兵都不讓進，惟獨我領姐姐一去，哨兵就開個小門，放我們倆進去了，這也算我一生中第一次“走後門”吧。
後來我就經常去部隊家屬院裡玩，在那裡認識了一個姓汪的小朋友。我們倆非常要好，經常互相到對方家裡做客。他的父親是部隊裡的一名處長，當時三十多歲，白白胖胖的。我最喜歡到他們家去吃飯了，因為他們家似乎從來沒有斷過雞鴨魚肉。特別是，他們家吃的排骨跟我們家的很不一樣：當時太谷縣的國營肉店裡根本見不到排骨，偶爾只有被剃得乾乾淨淨、幾乎只帶一丁點兒肉的大骨頭賣。碰到有這種大骨頭，大人就買回家燉湯，那上面的丁點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裡一含就沒了，然後就錘子砸開“敲骨吸髓”。吃過一次的骨頭是捨不得丟的，還要再熬一回湯。即便是這樣，每當家裡吃骨頭時我和姐姐都象遇到了盛大節日。可是小汪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極了。小汪的媽媽知道我喜歡吃排骨，幾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飯，她都給我做排骨。他們家的酒櫃裡放著很多白瓷瓶的酒，後來長大了我才知道那種酒叫茅臺。小汪還給我吃過一種我從來沒見過的有些苦味的黑色糖果，告訴我這叫巧克力。他們家擁有兩套有廚房廁所的房子，一套一居室、一套兩居室——和我們工人階級家庭比較起來，我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差別，正如奧威爾的《動物莊園》裡所說的那樣：“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更加平等”。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五、農村見聞
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我的母親把我和姐姐送回了河南滑縣農村她的老家。當時正是農村“包產到戶”實行前夕，“人民公社”還未解散，還在實行大鍋飯，但是已經沒有政治氣氛了，還允許搞一些副業。外公家所在的村子裡，很多農民家都在做掛麵，我剛一回到家，就聞到瀰漫在空氣中的掛麵香味；出去玩時，看到一些人家掛在院子裡的細若遊絲般的掛麵在微風裡輕輕擺動，非常好看。可是我們家在以往被整怕了，也就沒有敢從事這項副業。
那時農村的牆上，隨處可見“農業學大寨”和“以糧為綱，抓綱治國”的標語。文革期間，生產隊裡只許種糧食，外公種瓜種菜的本事根本使不上。文革結束以後，隊裡也開始讓種一點瓜了，於是外公經常帶我到地裡種瓜，我就和小孩子們一起跳到機井前的水坑裡洗澡。累了，渴了，外公就給我們摘一個西瓜。外公種地的把勢是一流的，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