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運動發生在人們的身份認同危機的背景下，是建立在多種不同因素（宗教、文化、種族等）的基礎上，從根本上說是建立在被一些社會學家稱為“戀差異癖”的基礎上。那些分裂團體試圖在國際秩序中崛起，並質疑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的國家教育成果，他們懷疑在政治、經濟領域的既得福利。一些曾在國民教育的過程中採用文化滅絕政策的統一國家，如法國（強制消除科西嘉、巴斯克或不列塔尼的文化特徵）或西班牙（以巴斯克地區為例），在幾十年間它們都面臨身份認同的危機，並且經常伴隨著暴力，在今天仍然沒有完全根除。美國和澳大利亞則選擇了完全滅絕——從肉體上滅絕異族人（如美國的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亞的土著人）。這樣就避免了身份認同的危機，因為倖存的異族人數不足並且完全處於被奴役狀態。不得不提及未達到這一目的而採取的犯罪手段，這是一段離我們很近的歷史：在美國，除了屠殺和流放，對印第安人的滅絕採取了真正的生物戰爭的形式。譬如1763年美國獨立前，英國將軍艾姆赫斯特在匹茲堡（賓西法尼亞州）下令“在那些壞傢伙（印第安人）中間散佈天花”，他的副官布蓋回答他已經藉助受感染的被褥來傳播疾病了《自傑弗裡·阿赫斯特以來，18世紀北美的生物衝突》，伊麗莎白·芬妮，載於《美國曆史》雜誌，2000年3月20日。，直到1890年，被屠殺的印第安人達到了種族滅絕的比例。美國公民僅僅在1924年透過了關於印第安人的法律，透過將印第安青年送到遠離家庭的寄宿學校達到強制性文化同化的目的。在澳大利亞，對這塊大陸的原始居民——土著人的種族滅絕持續了兩個世紀，第一階段的肉體滅絕迅速被文化滅絕所代替。直到1970年，混血後代們被帶離土著家庭，在白人家庭裡接受教育。澳大利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類似於南非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在澳大利亞，土著人的要求一直存在，但兩個世紀期間土著人累積的自卑的劣等文化之感，促使他們要求得到“和白人一樣的待遇”，而不是要求保持文化差異的權利。
中國的主權質疑（2）
與這些例子相比，必須注意到，中國對異族採取的逐漸納入主權統治的政策從總體上來說對文化差異是非常寬容的。對封建朝廷來說，決定性因素不是要文化同化，而是要異族承認中國對領土的主權。以不太挑釁的眼光來看，可以說中國是這種對文化過於寬容政策的受害者——他們從未打算滅絕當地人口並以漢族取而代之。目前在中國尤其在新疆和西藏的一些少數民族關於身份認同要求的熱潮提出了民族主義難題，這種民族主義主要是受來自外國的動力推動——一方面是*復興主義，另一方面是西方信仰危機。這使中國領導人不得不尋找最適合的方法來保護中國對這些地區的主權，同時尋找應對這些文化要求的最合適的解答。
2008年3月，西藏發生騷亂。外國的反應顯示了這一事件對公眾輿論的衝擊，明顯超越了西方的政治操縱。過去20年來分離主義運動增多，催生了像科索沃那些經濟上無法維持的國家實體，以及一些獲得事實上的主權但還沒有獨立的國家實體。這些國家經濟上，有時是政治上的脆弱性迫使他們將命運交到了更加強大的國家手上——如美國或蘇聯，這導致了“虛擬國家”的增加。1991年蘇聯從中獲益良多，多虧了三個國家的虛擬主權（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蘇聯在聯合國一共擁有四票——他們的投票權同時也屬於蘇聯。這些“虛擬國家”幫助一些大國鞏固了在聯合國的地位。同時，在有關伊拉克的投票時，美國的立場總能得到太平洋島國的支援，如索羅門群島、馬紹爾群島，都是美國控制下的領土。
國際上對民族主義和少數民族的要求越來越感到困惑，這種困惑在“西藏危機”中表現為一部分藏族的文化要求——他們希望其文化特徵能在更大範圍內得到承認，這和越來越多的海外流亡藏族及其西方盟友無視近代史的事實而要求西藏“獨立”的言論所致的偏差有關。在歐盟多年前已經明確、正式地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主權之時，某些歐洲領導人仍然聽任那些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宣言和評論氾濫。關於西藏和維吾爾族的問題，現在的困難在於以不同於主流民族主義模式的方式思考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傳統模式只會導致不斷增加的暴力衝突和民族之間的不理解。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已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來給予少數民族及其宗教越來越大的自治權，但是現在必須開始深入思考如何清楚鑑別這些少數民族要求的實質、他們不滿的原因以及在尊重中國主權的基礎上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