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尋”中國近30年商業發展史的軌跡時，已習慣於在歷史中思索未來。至少我認為，對現行經濟政策的臧否並無太多意義，知史明世，唯有了解中國商業的歷史，方能看透經濟迷霧背後的真正未來。
《追尋商業中國》正是我縱觀過去30年的商業歷史，試圖找出中國未來之路的著作。中國幾千年來習慣於自我的靜謐，但在全球化浪潮到來之時，亦不能置身事外。中國商業社會也並非來自傳統農業社會的內在萌發，而是來自外來資本主義的推動。現代中國的發展，亦是始自此種外在推動，漸次走向開放，並逐步在全球現代化國家中佔有一席之地。時至今日，中國也從昔日與西方社會的嫌隙，變成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金融危機之下，中國更是承擔起大國的責任，以自我的經濟實力贏得西方諸國的尊重，並隱約顯露替代美國執全球牛耳的所謂“中國的世紀”之端倪。
中國歷史的豐饒與文化的特殊性註定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必然具有自我的獨特性，這也有異於其他國家。如果把晚清“同治中興”作為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起點，那麼，自20世紀70年代，在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國漸次開始的改革與開放，可視為此運動的一個新起點與高潮。在這30年中，中國也進行過自我否定，但最終，現代化中國所具有的特質，便是與西方世界相容幷蓄，並有明確的自我體認，也能以平等的姿態與地位競爭新市場、新技術與新觀念。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一個現代化的商業中國，是歷史所選擇的必然結果，縱有外侮強敵的入侵或是政治動盪而不移。過去的30年，正是中國人民充分顯露自我商業天賦和遠大抱負的30年。它的軌跡，不以“政策”與“導向”為著眼點，而在於民眾對於自由商業的追尋，這正印證了百多年前便已深刻埋下的歷史伏筆。
我的敘述始自1978年，終於2008年，對這段商業歷史的追尋之路，大多來自對民間商業的挖掘。但這種挖掘，並非埋首於故紙堆的皓首窮經，而是用心追尋。我希望能從歷史中得到啟發，釐清中國商業當前的現狀和未來的出路。20世紀70年代初期是中國繼續開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時段，這點也可從當年GDP的增長中得到印證，但1978年是目前比較公認的“改革”元年，這更大程度上體現為意識形態上的鬆動。以1978年作為本書的起點也緣由於此。2008年，是中國的奧運之年，也是金融危機考驗全球經濟和中國的一年。中國商業此時已經歷經了30年的變遷與起伏，此種考驗也絕非首次。縱然此年的形勢更為嚴峻，波及面也已不再是中國的內在，但以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商業亦已具備了這種自我調節與修復的功能，即便股市嚴重縮水、經濟委靡，但中國商業發展的道路並不會就此改變。
《追尋商業中國》所採取的是見微知著的寫作手法，在諸多看似不相關的商業事件與人物中抽絲剝繭出整個中國商業變遷的脈絡與邏輯。此種事件與人物大多前後呼應，這一方面源自我的選材，另一方面也驗證了歷史選擇的必然。
但諸多歷史事件與人物至今仍然難以輕率地作出結論，這也是我在書中不敢妄自多加評論的一個重要原因。如同我們對歷史的判斷與當時之人不同一樣，未來價值觀的變遷，亦已超出我“追尋”的範疇，我只能用心寫下這中國商業歷史中重要的一段，對此的深刻判斷或是解讀，已是後來讀者的事情了。而我們“追尋”的價值，也並非在於過去，而在於商業中國的現在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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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1978年破曉的黎明
1978年破曉的黎明
保羅·馬金迪第一次來到社會主義中國是1978年。這位路透社記者日後成名的作品將是對戴安娜王妃母親弗朗西斯·尚德·基德夫人的採訪以及對英國政壇的一些評論文章。但在1978年的時候，馬金迪寫的是關於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一些報道。
馬金迪是從香港來到中國內地的，他對香港列車能在早上9點提供杜松子酒和冰鎮威士忌感到滿意。而在開往廣州的列車上，馬金迪卻只能喝到滾燙的茶水。但他注意到，在這個招待外國人的車廂裡，至少茶杯的裝飾還是很精美的。
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後，馬金迪對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差別感到好奇。進入內地的時候，香港的高樓大廈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綿延數里的起伏丘陵和種滿穀物的莊稼地。在跨越羅湖橋的那一刻，馬金迪感覺到了中國人彬彬有禮的態度和強烈的好奇心。相對於香港的擁擠，馬金迪覺得這裡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