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斷定中國和中東古代具有一個共同發源地。①然而，
對這些著作的最強烈的、無比的影響仍然是 １７ 世紀的明朝效忠者、史學家王
夫之的《黃書》。
作為“民族歷史”，這些著作都超出了它們反滿爭論的目的。它們對中
國人作為一個“民族”提供了一個定義——一個以共同的地域、血緣、風俗
和文化聯絡為基礎的有機集體。它們都表明了民族道德價值的複雜心理起源
的某些古代要點，民族道德價值可能為當代的國家和文化的復興提供線索。
劉師培融合盧梭和王夫之，假定賢明君主和人民之間的一種最初的社會契
約，導致了早期賢明帝王創立的無與倫比的儒家的社會和禮儀形式。對章炳
麟來說，家族制度及其井然有序的家系建立了中國的種族統一體，而語言更
濃縮了中國人思想的精華，秦漢時代法家的治國之術又指出了適合國家富強
需要的方法。他們都不否認歷史上一種進化模式的存在，但作為機體論者都
強調起源，超過了強調發展；肯定根本的一致性，超過肯定過去與現代價值
之間的進化的連續性。
在他們關於價值的要旨中，“國粹”學者們已把他們注意的中心，並非
偶然地從儒家經典的傳統轉移到了文化整體作為精華——特定的民族積累起
來的精神遺產——的更抽象的觀念。而且，這種繼承古典文化的新見解又伴
隨著對建立在被認定的“漢學”學派之上的古典主義的早期形式的有特色的
① 費俠麗：《變革的限度》，第 2 部分，《國粹》，第 57—168 頁。
② 見周錫瑞：《中國的維新與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③ 《訄書》，重印，載羅家倫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攘書》，首次發表於 1903 年，重印，載《劉
申叔先生遺書》，1，第 762 頁以下各頁；《黃史》，首次發表於《國粹學報》（1905 年），1 — 9 卷。
① 德？拉？科帕瑞《中華文明的西方源頭》的節選，載於 1903 年 12 月至 1905 年 1 月之間的《新民叢報》。
評論。這個學派自 １７ 世紀以來透過對尚存文獻的語言學的和原文的審慎分
析，促進了對經典的認識，並在 １９ 世紀導致了對長期埋沒的和異端的思想體
系的興趣的復興。不過，“國粹”學者們已超過這些剝奪經典作為標準思想
神聖寶庫的權威的傳統方法，把它們重新評價為古代中國文獻的宏大的、成
分複雜的整合的一部分，於是只把它們看作研究歷史的文獻。這也使這樣的
歷史方法論的出現成為可能，這種方法論，在清代嚴守原文的“漢學”學者
的嚴格考據分析的傳統和 ２０ 世紀與西方科學方法一致的對證據的批判方法
之間，建起了一座橋樑。
同時，“國粹”治學方法的形成，不只是作為正規的儒家主義和直截了
當的“西化”這兩者的一種替代物。最傑出的“國粹”歷史家章炳麟根本的
關心，是批判康有為改良派的文化方案。章以反西方、反帝國主義的文化上
的本質先於存在論，反對他所認為的改良進化的近代思潮，他在 １９０６ 至 １９０８
年間作為同盟會的革命的《民報》編輯，普及了他的一些觀念，並在他 １９１０
年出版的受到喝采的《國故論衡》中，以更富於學術性的形式表述了這些觀
念。①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