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辯護，而是表示，他們看重儒家思想是由於它整理和表述他
們個人體驗的獨特的精神方面的能力，以及從整體上回答關於存在的意義的
問題的能力。因此，這是對宗教特質的一種最好的現代主義者的辯護，宗教
的特質在於它為處理世俗哲學沒有解答的有關人類狀況的各個方面提供象徵
的手段的能力。在這以後，進化論的和機能主義的信仰辯護總是含糊的，很
快為“直覺主義的”辯護所取代。
國粹
明治時期日本的一個新詞“國粹”，在 １９０３ 年前後開始出現在中國知識
分子的著述中，這時，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君主政體的世俗化——如果不是廢
除——最先被明確地描述為清朝改良運動的目標。從廣義上講，“國粹”是
那些學者們的口號，他們正在尋找一個服務於帝國正統觀念和科舉制度的儒
學的替代物。①對現代“國學”的興趣，首先在張之洞、羅振玉和其他主管新
教育政策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中表現出來，他們想要在新學校制度中限制對全
部課程的外國的影響，並把中國的倫理學規定為一個調整了的研究的科系。②
不過，許多舊式學者不僅把這個問題看作適應新情況的問題，而且是以一種
抗拒西方取向的改革的精神來看待，使“儲存國粹”運動成為富於戰鬥性的
民族主義者和改良運動的批判者的宣傳工具。
大約從 １９０４ 年開始，領導權移向一個卓越的怪人的集團，他們在反滿的
政治運動中為革命找到了一種策略：恢復明代、唐代以至漢以前時代的精神；
也為一種進化論者所影響的歷史編纂學（這種歷史編纂學讚揚無與倫比的漢
民族和漢文化）找到了理論基礎。１９０５ 年 １ 月在上海由鄧實、黃節、劉師培
建立的國學儲存會，宣傳反滿革命是改革的近代思潮，和順應西方的一種有
① 《北京大學堂之國學問題》，《新民叢報》，34（1903 年 7 月），第 61—62 頁。
② 馬利安？巴斯蒂：《20 世紀初張謇著述中關於中國教育改革的看法》，第 64—65 頁。
吸引力的替換物。雖然國粹倡導者們承認西方依據其自身的權利是世界文明
的一個源泉，也承認文化中心之間的某種相互聯絡是世界歷史的必然模式，
但實際上，他們大量學識的主旨，似乎是尋求歷史上有根基的本國的替代物
以取代正在崩潰的帝國儒家正統學說。在這一點上，他們主要藉助於春秋時
期儒家和非儒家等“諸子百家”，但也藉助於明代的效忠者、佛教，藉助於
英雄的暴力這種“遊俠”傳統。①最後，在這場運動中，有一種強烈的與中國
普通百姓團結一致的潛在傾向，中國百姓在成為朝廷和地方精英人物所控制
的近代化計劃的當然受害者而非受益者方面，和這些新傳統主義者是相似
的。秘密會社和王朝反叛者的古代民粹主義者的辯論法，是反滿辯論的基礎，
非常適合於鼓動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支援基於暴力的政治策略，並對比較落
後的普通百姓的反對所謂“文明的”和親西方的特權者的情緒深表同情。②
由“國粹”歷史家們所作的修正主義的歷史方面的最初努力，深受政治
上反滿主義的影響。章炳麟的《訄書》、劉師培的《攘書》和黃節的《黃史》
都在 １９０１ 年至 １９０６ 年間出版，③構成了對滿族統治合法性的學術上的抨擊。
所有這些著作都以種族神話的說法來給中華民族下定義：假定中華民族是傳
說中的黃帝（公元前 ２６９７——公元前 ２５９７ 年）時起的中國人的共同後裔。
言外之意是根據種族理由，滿族應從民族共同體中排除。這些著作透過強調
中國歷史最早階段的原始的、古代的特徵而與正規的傳統決裂。章和劉為了
對古代中國和其他發源地的文明以及所謂野蠻民族作比較有根據的評價，吸
收了斯賓塞的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學。他們一度甚至被比利時漢學家德？拉？科
帕瑞的想法深深打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