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的浪潮相比，這種早期對西學的探索，實際上卻很快就顯得是有限度的。
許許多多的人為政治流亡者所推動，以及為新式教育的吸引力所吸引，自
１９００ 年以後在國外生活和學習，並在返回中國後，要求作為思想領袖的地
位。至於那些仍留在國內的人，也可以得到越來越多的譯本——尤其是關於
世界歷史、地理、政治、法律著作的譯本，最初主要譯自日語，但後來也譯
自歐洲的一些語言。中國譯者的先驅，如專門研究英國和法國社會和政治的
哲學家嚴復、以介紹歐洲浪漫主義文學作品而著稱的林紓，都在他們時代最
受歡迎的作家之列。在 １８９５ 年的北京，由康有為組織的激進的強學會的成員
們，還不能在這座城市的任何書店找到一張世界地圖。到了 １９１９ 年，在蔡元
培領導下經過整頓的首都的北京大學（蔡在翰林院和來比錫大學都受過培
養），卻聘用了西方大學的畢業生，並設立了歐洲文學、歷史、科學及哲學
課程。
像這樣的一些事實，曾經導致一種普遍的假定，即改良時代具有中國人
“對西方的反應”的性質，因而必須從外國思想對本國思想體系的影響來分
析。馮友蘭，一個新儒學的重要學者，曾經典型地把 １９ 世紀 ２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這段時期的特徵，描述為中國人迷戀“西方精神文明”——以與
王朝時代的中國中心主義和 ２０ 世紀 ２０ 至 ３０ 年代的批判的新傳統主義這兩者
區別開來。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侯外廬，也把這種假定的對西方的迷
戀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一個新生資產階級的工業化努力——聯絡起來；這
個資產階級和其歐洲的對應物一樣，發現啟蒙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思想意識
是一種表達他們社會經濟願望的適宜方式。②美國學者李文遜對以下的跡象留
有更深刻的印象，這種跡象表明，中國的改革者是以極其矛盾的心理來看待
西方及其思想要求，但把這種心情理解為他們信仰的普遍社會準則（這種準
則提出採用國外新信念的需要）與他們忠於民族文化特點的意識（這種意識
又把他們拖向對傳統的滿足）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的一種表露。③
“對西方的反應”這一概念，的確促使人們注意作為激發願望的外部力
量，即西方帝國主義的極其重要的地位，注意中國人首次對 １９ 世紀西方科學
和社會政治思想主要傳統進行嚴肅探索所導致的正反兩方面的巨大刺激。然
而，這一概念中的一個危險是它的這樣一種傾向，即認為這是西方觀念直接
取代民族觀念的程序，並且認為中國人在思想上只起被動作用。另一個危險
是它鼓勵這樣一種假定：一旦西化程序業已發生，中國人此後對任何傳統社
會準則要保持任何真正的信仰，都是不可能的。中國人作為反應，從 １８９０
年之前對傳統社會準則的肯定，發展到 １９１９ 年在“新文化”運動過程中的否
定——這樣一種看法是這種解釋模式的一個結果。
當人們把改良運動背後的政治原因和它的思想內容加以區別，因而能夠
認識激勵後者的本國根源時，便寧可提出另一種可選擇的觀點。學者們越來
越注意到傳統思想中相對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