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面，它們甚至可以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特點。第一，從道德的觀點
把中國看作是“一個受精神疾病所困擾的國家”。這種看法引起了傳統與現
代性的兩極尖銳對立。這一疾病紮根於中國的傳統，而現代性本質上就是破
除對傳統的迷信，並從精神上尋求新的解決途徑。在這種意義上，中國現代
文學的興起表現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部分，這是大多數研究五四運動的學者
已經指出過的。①第二，中國現代文學這種反傳統的立場更多地來源於中國的
社會－政治條件，而較少地出於精神上或藝術上的考慮（像西方現代派文學那
樣）。不妨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是國家與社會之間不斷擴大的鴻溝的結
果：由於知識分子對國家未能採取主動行為越來越感到失望，他們於是拋開
了國家而成為中國社會的激進的代言人。現代文學因此成了社會不滿的工
具。中國現代文學的主體紮根於當代社會，反映出作家們對政治環境的批判
精神。這種批判態度是五四運動最持久不衰的遺產，其迴響一直到今天都能
感覺到。
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三個特點是，儘管它反映出對社會－政治痛苦的極其強
烈的意識，它的批判眼光卻極其主觀。現實是透過作者本人的觀點來理解的，
這同時也表現出一種自我關注。被雅羅斯拉夫？普魯舍克教授稱為“主觀主
義和個人主義”的普遍傾向——著眼於作者“自己的命運與生活的傾向”，
與整個社會相對立的他們的“自身和個性”②——使現代中國作家對自我和社
會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他們對中國的關注和對其弊病的厭惡情緒
同時並存；他們要求並嚮往獻身，同時又因失落感與孤獨感而煩惱。正是這
種在很大程度上無法解決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主觀緊張心理，為既區別於傳
統文學又區別於共產主義文學的為期 ３０ 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和運動，
提供了基本的推動力。
① 夏志清：《擺脫不了的中國情：中國現代文學道義上的責任》，載其所著《現代中國小說史》，第 2 版，
第 533—536 頁。
① 參看，例如，周策縱：《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革命》。也可參考許華茨編：《關於五四運動
的意見：專題論集》，特別是引言部分。
② 雅羅斯拉夫？普魯舍克：《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東方檔案》，25。2（1957 年），
第 266—270 頁。
晚清文學，１８９５—１９１１ 年
中國現代文學可以上溯到晚清時期，特別是自 １８９５ 至 １９１１ 年的 １６ 年，
在這段時間裡，一些“現代”特徵變得越來越明顯。我們首先研究這一階段。
文學報刊的發展
晚清文學的出現——特別是小說——是報刊的副產品，它是從一連串逐
步深化的政治危機的社會反應中演化出來的。①中國在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甲午戰
爭中失敗的恥辱終於驚醒了知識分子精英們，促使他們投入行動。但是他們
對改革的要求到 １８９８ 年那場沒有成功的變法運動才達到頂峰。對自上而下的
改革的幻想破滅以後，有志改革的文人學士拋開無能的國家，成了中國社會
激進的代言人。他們的努力集中於動員“輿論”，以對中央政權施加壓力。
他們發現條約口岸的報紙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 １９ 世紀後半期就已經出現了非官方的報紙，它們主要是西方傳教士
們資助興辦的。但是它們的迅速增多卻是立志改革的知識分子精英們倡導的
結果。梁啟超的《強學報》和《時務報》是作為康有為改革集團的機關報，
分別於 １８９５ 年和 １８９６ 年創刊的。１８９８ 年變法失敗後梁亡命日本，又創刊兩
份報紙《清議報》（１８９８ 年— ）和《新民叢報》（１９０１ 年— ），以繼續他
們的新聞事業，兩者都很快就成為權威性的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