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階段”和 １９２４ 年郭沫若轉向馬克思
主義以後逐漸向左轉的階段——他們自己著名的說法是，“從文學革命到革
命文學”。
① 同上書，第 12 頁。
大多數文學史家一直將這兩個文學組織之間的分歧用兩個口號加以區
分：“為人生的藝術”和“為藝術而藝術”。①前者被看作是文學研究會的立
場，它的成員們提倡“現實主義”，而後一種立場屬於創造社，它的社員們
實踐“浪漫主義”。但如果仔細考查，這種理論上的敵對只不過是表面現象。
實際上這兩個集團代表五四時期大多數新作家共同主要氣質的兩個互相關聯
的方面。這是一種自我與社會互相交織的人本主義的氣質，但經常以強烈的
感情主義的方式表現出來。在文學研究會的會員方面，這種人本主義的氣質
較多地從社會的和人道主義的方面表現出來，而創造社的領袖們的早期著作
則有集中於自我的傾向。但這兩種傾向並不互相排斥。因此周作人在他的兩
篇重要文章——《人的文學》和《文學的要求》——中，主張透過作者“自
己”的感情和思想緊密地“聯絡人生”。換句話說，自我表現無例外地都和
全人類聯絡在一起，因為周作人把個人看作是“有理性的”生物，是“人類
的一員。②在使新文學更加集中注意力於社會的同時，茅盾也提醒讀者，真正
的自我意識與“社會同情”並非互不相容。③創造社的作家們更經常地使用“浪
漫主義”語彙，歌頌“美”、“全”和創造。但是他們的“為藝術而藝術”
的口號和其在歐洲文學中的含義很不同。在歐洲文學中，這個口號是將更深
刻的藝術境界的真實與外部生活和現實的市儈主義相對立。可是在成仿吾看
來，藝術“美”的作用是“培養”和“淨化”生活：“文學是我們精神生活
的食糧。我們能感受到多少生命的快樂，多少生命的顫動啊！”①郭沫若則進
一步將這種“生命的顫動”變成了對社會不滿的叛逆行為。
處於前馬克思主義階段的創造社的成員們，較之更冷靜的文學研究會的
作者們更加對“生活”充滿了喜悅。因此這兩派的區別更多地屬於著重點和
偏愛的不同，而不在於基本的美學理論。兩派的作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強有
力地支援胡適的文學改良的一個原則：“語語須有個我在”。不過在關於自
我和社會的人道主義中，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在 ２０ 年代初期更關心的卻是前
者。
浪漫主義與個性解放
郁達夫曾經寫道：五四運動最大的成就首先在於個性的發現。②在文學革
命之後的最初幾年裡，文學市場上充滿了日記、書信和主要是自傳體的作品
——全都是滿紙的顧影自憐和自我陶醉，而且激盪著青春的放縱。文學革命
使 ２０ 多歲的男女出了名。他們那洋溢的激情部分地是青春的自我表現。在許
多方面他們確實體現了陳獨秀在《新青年》的發刊詞中所號召的那些品質：
他們是進步的、有闖勁的、科學的和個人主義的。用陳獨秀形象的說法，他
① 幾乎所有權威的中國第二手資料都採取這種兩分法。例如，可參閱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
第 4 章；王瑤：《中國新義學史稿》，第 40—53 頁；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第 3 章。
② 見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0 頁所引周作人的文章《人的文學》。這篇文章最初刊載
於《新青年》5。6（1918 年 12 月）第 575—584 頁，當時文學研究會尚未成立，嚴格地說來，並不能認為是
闡明該會的宗旨。
③ 茅盾：《什麼是文學？》，見張若英編：《新文學運動史資料》，第 312—313 頁。
① 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所引，第 21 頁。關於這場文學爭論的更全面的概述，可參閱鄭振
鐸：《五四以來文學上的論爭》，這篇文章是鄭為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