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大系》第二卷寫的導言。這
套叢書的 8 篇導言都收集在鄭振鐸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選集》中。
② 參看《大系導論選集》，第 150 頁。
們的生活和作品為陳腐的中國文化的屍體帶來了新鮮活潑的細胞。
五四時期一般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們的特徵，是一種高度的活力，它給
五四文人以更加積極的品德，並將他們與他們那些脆弱的、精疲力盡的傳統
主義的對手們區別開來。這種青春活力的很大一部分自然是用來摧毀傳統。
正如郭沫若的長詩《鳳凰涅槃》的主題所極其生動地表現的那樣：個人的烈
火和集體的熱情將焚燬一切舊時代的殘餘，從它們的灰燼中新中國的鳳凰將
獲得再生。在這方面，正如夏志清所說：“中國的青年們用以迎接五四運動
的那種樂觀主義和熱烈情緒，與法國大革命以後激勵著一代浪漫派詩人的那
種感情本質上是相同的”。①
但是對再生的中國的憧憬的實現，比五四時期那些反偶像崇拜者所預想
的要遙遠得多。在拋棄了所有傳統方式和價值，並摧毀了一切信仰和確定的
方向之後，五四作家們發現自己處於新體系——毛澤東思想——演化出來之
前的過渡時期的文化真空之中。軍閥割據所導致的政治混亂加強了他們的異
化感，因而使情況更加惡化。五四作家們被割斷了和政治權力的聯絡，並且
和任何社會階級都缺乏有機的接觸，他們被迫迴歸到他們自身，並將他們自
我的價值觀念強加於社會——這一切都是在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名義下進
行的。
在差不多整整十年之內，這種青春激情的爆發可以用一個難以捉摸的字
眼概括：愛。對於迎著浪漫主義疾風驟雨而前進②的五四青年，愛已經成了他
們生活的中心。作家們是這一傾向的帶頭人。寫幾篇愛情的自白書和追求一
種基於愛情的“摩登”生活方式，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時髦。因而五四作家
們的普遍形象常是因愛情而糾纏在一起的一對兒甚至是三角。由於郁達夫和
王映霞、徐志摩和陸小曼、丁玲和胡也頻這樣一些受愛情折磨人物在愛情上
的行為和方式，個性的重要意義受到廣泛的認可。愛成了新道德的無所不包
的象徵，很容易地取代了循規蹈矩的傳統禮法，禮法現在只不過是遵奉者的
束縛。在解放的大潮中，愛情和自由被看作是一回事，認為透過愛和宣洩自
己的感情與精力，個人就會成為一個充實而自由的男人或女人。敢於愛還被
看作一種叛逆和誠懇的行為，是拋棄虛偽社會一切人為限制以發現真實自我
並將其揭示給自己所愛的人的行為。就這種意義上講，２０ 年代的浪漫主義情
緒完全是世俗的，並且，根據夏志清的意見，“在哲學上是淺薄的，心理上
是不成熟的”：它未能“探索心靈的深處，信仰一種更高的超脫世俗的或內
在的真實”。①
但是作為一種積極行動的氣質，浪漫主義的愛情對社會運動卻有特殊的
影響。對於婦女的解放運動尤其如此。婦女解放運動在本世紀初即已開始，
到 ２０ 年代達到高潮。新文學家們再一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一運動的“教
父”是胡適（他本人在私生活上也許是最不解放的男人之一）。胡適在 １９１８
年由於翻譯《玩偶之家》，將易卜生主義介紹到中國，他無意中將劇中女主
人公娜拉推舉到前所未有的家喻戶曉的程度，成為五四時期婦女解放的象
徵，難以數計的女青年掙脫家庭的鎖鏈和幼年時代的環境，都以娜拉這個榜
樣為自己的行動辯護。娜拉最後砰然關上家門以示與製造自私、奴性、虛偽
①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 19 頁。
② 這是“創造社”成員鄭伯奇對五四早期的評論，見《大系導論選集》，第 94 頁。
①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 18 頁。
和卑怯（胡適所指出的四種弊害）的社會決裂的行為，被她們看作她作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