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的婦女具有的重要意義的表現。她們讚許娜拉反駁她丈夫對她指謫時所
作的表白：“我只對我自己負有神聖的責任”。②按當時流行的理解，一位中
國的娜拉對自己的基本責任就是她應該有愛的權利。在愛情的名義下，傳統
的婚姻被破壞，建立起新的關係。“戀愛自由”成了十分流行的口號，幾乎
和婦女解放的意義相同。
但是這一關於個性解放的浪漫主義信條，卻令人苦惱地和許多使這一無
所不包的價值觀念的侷限性顯得更加突出的問題，糾纏在一起，這一點，對
現代中國的女作家來說尤其如此。在五四時期為數眾多的娜拉們看來，易卜
生主義的關鍵是“出走”這一作為開端的行動。當娜拉將“玩偶之家”的門
砰地一聲關上的時候，她的解放就被認為是完成了。她們中很少有人認真地
想一想魯迅在 １９２３ 年提出的問題：“娜拉出走後怎樣？”正如梅儀慈在她關
於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女作家的論文中所作深刻分析指出的那樣，現代中國的
女作家們“在和文藝與社會的權威以及支配她們生活的舊秩序與價值觀念斷
然決裂之後……突然變得無所依傍，只能從她們自己的感情和不確定的關係
中獲得支援，而這種關係本身又取決於不可靠的感情。當自我肯定的權利終
於得到了的時候，卻證明它是靠不住的東西，而依靠愛情和感受來維持生活
的女人，就更加容易受到其他苦難的傷害”。①
這一時期一些著名女作家——黃廬隱、馮沅君和丁玲——的作品，為這
種勇敢與脆弱、叛逆與幻滅的混合感情提供了感人的佐證。馮沅君在她的著
名小說《隔絕》中，描寫一對沒有經驗的浪漫情侶在和家庭決裂出走以後所
遭遇的艱難與困苦。在文學研究會的黃廬隱的作品中，總是出現欺詐與受害
的主題：她那些解放了的女主人公滿腦子都是從在家裡讀過的傳統言情小說
裡學來的愛情幻想，對仍然是由男人主宰的社會簡直毫無準備。她們起初的
叛逆很快就導致了她們的“墮落”。當這些初出茅廬的娜拉式的少女被追趕
時髦的紈絝子弟領進放蕩淫亂的世界時，他們就油嘴滑舌地炫耀自吹出來的
文學天才，嫻熟地玩弄“自由戀愛”的把戲，佔那些毫無經驗的幼稚的理想
主義的姑娘們的便宜。
丁玲也許是現代中國最主要的女作家，她早期的小說提供了這種混亂情
緒的最大膽的例子。她最有名的小說《莎菲女士日記》，描寫的是一位和兩
個男人攪在一起的“新女性”：她不滿足於那個柔弱傷感的青年，而被一位
來自新加坡的富有花花公子所吸引。和廬隱的那些“遊戲人生”的女主人公
不同，莎菲女士設法征服了兩個男人，不過她的征服慾望在表面上看來雖然
好像是表明了她堅強的個性，卻掩蓋著內心複雜的追求與負罪的苦惱。莎菲
女士的故事，可以被看作一個被肉體情慾與精神戀愛二者之間的衝突和差異
弄得暈頭轉向的現代女子的經歷；她精神狂亂，無法將兩者結合起來。①
對於黃廬隱和丁玲，愛情的永續性主要在精神方面。為了反抗將性愛看
作男人玩物的傳統習慣，為了恢復婚姻中的愛情，五四時期的易卜生主義者
② 胡適：《易卜生主義》，見《胡適文存》，1，第 643 頁。
① 梅儀慈：《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女作家》，見馬裡？沃爾夫和羅克珊？威特克編：《中國社會中的婦女》，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