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的發展，阻止自我實現和大同社會的到來。大同社會的
到來有賴於革命人物道德上的成就，這些革命者如要增強進步力量，他們的
活動就必須不受所有功利主義的自私自利的玷汙。和以前曾是改良信念的主
要內容一樣，這些便是革命信念的主要內容。
到了 １９０５ 年，梁啟超和改良派從真正的革命思想中脫離出來，因為他們
不願相信革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進步運動，一個歷史的必要動因。梁作為一
個改良主義者，曾經是向新覺醒的中國民意最先介紹現代革命必然引起制度
變革這種概念的人之一，這種概念和中國過去改朝換代危機中僅僅從統治家
族轉移天命（革命的最初含義）的概念是不相容的。而且，西方歷史說明，
１７７６ 年和 １７８９ 年的革命作為歷史事實，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主動力和阻力這
兩種力量衝突的終極的爆發點。不過，１９０５ 年後梁自己的評價是，當今時代
的“國家帝國主義”精神，使中國人有權支援強有力的政體——或者是“開
明專制政府”，或者是立憲君主政體。①對梁來說，這樣的政治安排是因中國
落後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由於這樣一個結論，改良者對改革的首要動因的
估計，無疑便從政治領域轉到了文化和社會領域。政治領袖並不能擺佈文化
和社會；相反，文化和社會在其熔岩似的流動中，沿著挖掘來抵擋流向急劇
改變的溝渠緩慢地形成政治。因此，梁開始把承認目前社會組織而加以調整
的社會改革，和不能付諸實踐，或者說，即使能夠也只是一千年以後的社會
革命，加以對比。②不過，這種保守主義並不含有否定政治暴力的意思，梁並
沒有在原則上譴責政治暴力。暴力像適應漸進主義的目的的任何其他東西一
樣，只是一種策略。梁和革命者關於時代性質的不一致，就以這種方式變得
接近於作為跳越階段者的激進主義者和作為現存制度保護者的保守主義者之
間的典型的分裂。
如果說激進主義者在加快歷史程序速度方面與改良者首先分裂，那麼這
種加速不僅導致在理論上對社會政治鬥爭的讚美，而且也把這種鬥爭的社會
目的提高到激進思想的突出地位。大同理想在時間上的縮短轉而成為空間上
的擴充套件，在無政府主義者中注入了一種國際性，有時在字面上把現代的“巴
黎街道、倫敦的市場和紐約的摩天大廈”③當作進步的具體表現。康有為曾想
象一個未來的世界議會，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則把他們的行動組織與歐洲的
激進黨派，主要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聯絡起來，也把大同與西方革命的社會
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直接地聯絡在一起。無政府主義者考察中國時，對這裡的
社會衝突特別敏感，並對封建的過去和改良的現在提出尖銳的社會批評。最
後，無政府主義者接過了個人從儒家思想的社會義務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號召
——這個號召最初由康有為和譚嗣同提出——並使這個號召成為他們社會方
案的焦點。康和譚最終使社會解放從屬於目前的政治改革和未來的精神解
① 梁啟超：《開明專制論》，《新民叢報》（1906 年）；重印，載《飲冰室文集》，第 6 冊，第 13—83
頁。
② 伯納爾：《中國的社會主義》，第 158—159 頁。
③ 民〔褚民誼〕：《無政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