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 年中也具有相當大的社會吸引力。
社會烏托邦和五四運動的背景
改良與革命
在中國，新傳統主義作為反對改良的現代化的一種反應，是以“國粹”
運動開始的，這個運動在 １９０４ 至 １９０７ 年之間吸引了一些追隨者。而另一個
鮮明的革命運動，目標在於推翻滿族王朝和建立共和國，幾乎與此同時無疑
也已出現。作為一種歷史趨勢的組成部分的這兩個潮流，特別是由於反滿的
古典學者與革命的激進主義者對現狀具有共同的憎恨，暫時混合在一起，這
是非常自然的。章炳麟作為這樣一個古典學者，在 １９０３ 年上海的一場政治審
判中甚至成了主要被告，正是這場政治審判通常被認為是革命派活動中的第
一次攻擊。
在 １９０５ 年，激進分子和孫逸仙領導的同盟會組織實現了某種聯合，同盟
會建立在學生支持者的基礎之上，同時在華僑和大陸秘密會社及新軍部隊中
尋求同盟者。在 １９０５ 至 １９０８ 年之間，同盟會以東京為基地的期刊《民報》
（作為中國革命運動的喉舌受到廣泛注意），忙於與以梁啟超的《新民叢報》
為代表的改良主義者進行一場引人注目的論戰。可是正在同盟會宣稱這場論
戰勝利時，來自它自己左翼的不滿意見，批評它的政治革命思想體系並沒有
提出別的重要社會選擇以取代立憲主義者的改良主義。這批人是中國的無政
府主義者，是激進的一端，它思想上的影響和它人數上極少，極不相稱。所
有革命者由於他們的政治革命信仰本身，都被看成制度改革的必要的觸發因
素。然而，無政府主義者卻繼續向前，超越政治而把革命解釋為與大同理想
相聯絡的烏托邦似的社會選擇的實現，不只是發展過程的最終賜予，而是今
日青年的正當行為。因此，無政府主義者的社會烏托邦思想，在 １９１１ 年政治
革命之後繼續存在，在共和國的“新青年”與舊社會體制的鬥爭中，鼓勵反
傳統觀念的反抗精神。
由於改良者和革命者都假定社會變化是整個發展過程所必需的，在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０７ 年之間，最初普遍談論這兩批人之間的不同之點時，他們的差別不總
是容易分辨的。當《民報》和《新民叢報》版面上的筆戰激烈進行時，使兩
方對立的問題常常顯得是策略性的，而非戰略性的。爭論的基本問題是清廷
推動國家朝現代化和國家獨立的共同目標前進的能力。①在潛在的具有重大意
義的社會問題上，梁啟超領導的改良派的確反對孫逸仙的“土地國有化”原
則（孫的民生主義的組成部分），認為在經濟上是荒謬的，而且是一個煽動
普通民眾中的“野蠻”因素以反對更好的“文明”因素的方案。不過，社會
政策在政治定向的爭論中所受到的注意，還是很有限的，當時，孫和梁都接
受一種共同的社會進化的總的看法：中華帝國一直用不著歐洲的“封建的”
階級劃分，雖然當今中國為了發展，將需要一種適應資本主義企業某些形式
的混合經濟，不過，將來在向工業主義的合作經濟模式的轉變中，可以幸運
地建立社會和諧的本國傳統。①
於是在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０７ 年之間的發展的早期階段，革命的觀點看來倒不如
說是改良觀點的誇大，而不是否定它們——至多是號召加快歷史的程序，假
借革命英雄的名義鑄造新浮士德式的人物。革命者不過是初期的改良烏托邦
① 關於這場爭論的分析見邁克爾？加斯特：《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近代中國激進主義的誕生》。
① 馬丁？伯納爾：《1907 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
主義的最後代言人。革命不僅是中國的，而且也是科學和民主的新世界秩序
的先驅。道德進步與物質發展相隨並進：革命者拋棄舊社會時，也正在政治
上拋棄一個令人窒息的過時的獨裁政府，拋棄這樣一些社會形式，這些社會
形式阻止財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