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
擁有武器的軍閥的革命，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裝與反動勢力的正規軍對陣的
列寧主義的景象。陳未能想象出來的是一支能征慣戰的政治化的軍隊。在中
國共產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後不久，“青年軍人聯合會”，一個共產黨人
⑥ 《農民》，第 18—19 頁。關於農民運動的誇大的敘述，也許是由於把“農會”（鄉紳領導的農民團體）
計入了“農民協會”（農民領導的農民協會）。
⑦ 毛：《全國農協最近訓令》，1927 年 6 月 3 日，竹內本，2，第 9 頁。
⑧ 哈里森：《長征》，第 113 頁。
① 柳直荀：《馬日事變回憶》，《布林塞維克》，20（1928 年 5 月 30 日）。
② 《汪精衛集》，上誨，1929 年，3（1927 年 7 月 5 日），第 141 頁。
③ 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第 289—290 頁。
④ 郭華倫：《史論》，1，第 240 頁；衛藤沈吉：《海陸豐》，《中國季刊》，9，第 162 頁；斯圖爾特？R。
施拉姆：《20 世紀的政治領袖：毛澤東》，第 98—99 頁。
⑤ 郭華倫：《史論》，1，第 241 頁。
⑥ 《農民》，第 400—401 頁。
的前線組織，在黃埔軍校的學員①當中創立了，稍後，又誕生了一個對立的團
體，“孫文主義學會”。隨著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國民黨軍隊中總政治部的設立，中
國共產黨的一些黨員（如第二軍的李富春和第六軍的林祖涵）專門從事戰鬥
部隊中的政治工作。②但這些軍官是否具有可與蘇聯紅軍中同等軍官的權力和
影響，是成問題的。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工作方面的弱點，在蔣介石於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發動政變（指中山艦事件——譯者）時，就變得明顯了，政變的
結果之一是黃埔學員當中的左、右翼組織一同解散。彭述之當時曾為國民黨
對自己軍隊控制的放鬆而惋惜，③這種放鬆的標誌是汪精衛赴法國，和蔣介石
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建議，禁止任命共產黨人擔任軍隊政治
委員。最後，在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軍隊的政治部和政治委員都被蔣取消了。④
中國共產黨試圖推遲實際上於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發動的北伐，同樣不起作用。
彭述之和陳獨秀從政治、經濟，甚至戰略角度為推遲北伐而爭辯，但也沒有
用。甚至鮑羅廷的異議也被拒絕。①統一戰線完結時，無論中國共產黨的群眾
工作在紙面上的數字給人多麼深刻的印象，他們在戰場上顯然無法與蔣介石
和其他軍事首領的部隊相抗衡，如汪精衛大加抱怨的那樣。沒有鞏固的群眾
組織，沒有武裝力量，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來自下層的革命在來自上層具
有毀滅性力量的革命下崩潰了。雖然在蔣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的政變後凶兆已現，斯
大林一年多以後仍然有足夠的自信，用壓榨右翼國民黨這個檸檬②的比喻的動
情呼籲來勸告中國共產黨，說它與國民黨聯合依舊是可行的最佳途徑。共產
國際執行委員會以國民黨左派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聯合體
為理由，提出了同樣的建議。如果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已變得單純了的統一戰
線③中“不起領導作用”，“［它］就不能取得在全國的領導作用”。因此立即
從聯合中退出將是錯誤的；“根本不從其中退出”也將是錯誤的。④共產國際
在這個緊要關頭的勸誡，因而就是同武漢的國民黨妥協，同時避免玩弄暴動
的遊戲。
共產國際的決議實際上否決了陳獨秀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
提議，他曾數次提出這一提議，即將聯合變成“黨外合作集團”的聯合。①
既然蔣已於 １９２７ 年春開始在上海和南京對共產黨人進行狠毒的鎮壓，還有什
麼選擇餘地呢？在代表大會上，只有相互矛盾的政策提案形成的混亂。不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