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生活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
他們應當盡力考慮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鮮以及其他語文發表的關
於中國的著作，正如他們也應當對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
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種種概念發生興趣。這是一個並不理想的世界。
１９１２ 年王朝結束以後，新聞出版業的興起有助於中國對種種事件的記
載。１９４９ 年以後，國民黨國民政府控制下的臺灣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後的
人民共和國，都從事歷史的編纂和出版。８０ 年代出版了大量關於民國史的文
獻，進行了大量關於民國史的研究和討論。
同時，日本在大陸的擴張及其後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勝利促成了越來越多
的日本對中國的研究，而蘇聯捲入中國革命所促成的俄文著作則要少一些。
戰爭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國的漢學研究在“區域研究”的名目
下與社會科學結合在一起。結果產生了相當多的歷史學術著作。
但是，只有少數中國學者精通日語並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國資料。能流
暢地運用漢語的西方學者並不總能流暢地運用日語或俄語等有關的語言。我
們研究民國還遠不具有那種在學術上運用多種文字檔案的能力，而研究現代
和當代歐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的歷史學家則做到了這一
點。
對說英語的歷史學家來說，可以認為，精通有關中華民國的史實幾乎同
樣需要中文和日文。這是因為日文的參考著作和有助於研究的書籍總的說來
至少仍然能夠趕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沒有超過。簡單的說明可見於兩
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國研究》——第一卷到 １９５３ 年為止，費正清、坂
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編；第二卷從 １９５３ 年到 １９６９ 年，蒲地典子等編。這兩卷
所評述的 ２０００ 多種日本書和論文引用了這一領域的所有中文文獻。
英國和美國的中國研究得益於可以廣泛接觸其政府的領事和外交使團的
通訊，以及傳教士和其他在中國的僑民所留下的大量回憶錄。可以利用的蘇
聯檔案和回憶錄數量較少，只為蘇聯的中華民國研究工作留下較小基礎。但
是，２０ 年代和 ５０ 年代蘇聯插手中國的種種變化，以及關於意識形態、國家
利益和外交關係的種種問題，所有這些結合起來導致蘇聯對中國的研究不斷
加強。大西洋社群關於中國學識的最大不足在於它不能充分考慮蘇聯研究中
國的這些著作，即使外國與蘇聯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的接觸，不用說，也為
蘇聯當局所禁止。
由於《劍橋中國史》第 １０ 和 １１ 卷①的《書目介紹》已經提供了相當數量，
我們盡力使這篇綜合評述限於涉及課題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價值的條目。
對中國傳統學識提供最有啟發性看法的作品是鄧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
編的《註釋精選中文參考著作書目》，１９７１ 年第 ３ 版。這部作品說明了民國
學識產生的背境。關於共和國繼承的清代檔案和其他檔案，最有啟發、瞭如
指掌的看法見於魏斐德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史研究》。
① 中文譯本名《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譯者。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民國史的範圍非常廣泛的專案，計劃出版多卷
本的記敘體《中華民國史》，約 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年；以及幾種多卷本的原始資料
集，包括年表、傳記和第一手資料，安排了大約 ６００ 個題目！見巴里基南的
報導，載《中華民國研究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