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1884—1951 年）》，載《傑出的蘇聯共產黨人——中國革命
的參加者》，第 22—40 頁，特別是第 24 頁，根據蘇聯檔案。
③ 費希爾：《世界事務中的蘇聯人》，第 640 頁。廣州蘇聯軍事代表團的成員所寫的《國民革命軍》（約
到 4 月 19 日為止）聲稱：“學校是我們在 1924 年組織的，並且在開始時是我們花錢來維持的。”
④ A。I。卡爾圖諾娃：《華西里？布廖赫爾（1889—1938 年）》，載《傑出的蘇聯共產黨人》，第 41—65、
62—63 頁。
① 轉載於《中華年鑑，1928 年》，第 802 頁。亞歷山大？伊里奇？葉戈羅夫是俄國內戰中的英雄，於 1925
年後期來北京接任武官的職務。
② 韋慕庭：《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第 212 頁、第 352 頁尾註 99。
③ 美國國務院 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 年 6 月 9 日，內有精琦士 5 月 29 日從廣州發的快信，
信中報道了與馬素的一次會見，發表於 5 月 27 日的《香港電訊報》。卡爾圖諾娃：《華西里？布廖赫爾》，
第 62—63 頁。兩個報道都認定廖仲愷作為國民黨官員，與鮑羅廷，後來與布廖赫爾談判俄國撥款之事。
工委員會對援助的感謝信的譯文。④按照莫斯科報刊的說法，在爆炸性的五卅
事件以後，俄國一些工會迅速送來 １４８０００ 盧布支援上海的中國罷工工人。⑤
也許人們需要檢視一下鮑羅廷的帳本，以瞭解他究竟在 １９２５ 至 １９２６ 年持久
的罷工和抵制行動期間，為了支援住在廣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錢，因
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發現的一份檔案（它提供了到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的罷工過
程），只提到資金“部分地由中國國內外的中國人和無產階級捐助”。①在北
方，蘇聯顧問訓練和裝備了馮玉祥將軍的軍隊。根據馮玉祥簽名的收據，１９２５
年 ４ 月至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期間，俄國給他提供了價值 ６００ 多萬盧布的武器和彈藥。
②我還沒有見到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財政援助的可以核實的估計數。
金錢帶來了影響，但沒有帶來絕對的權威。在華的俄國人遇到了挫折和
失意的事。儘管在 １９２５ 年下半年，中共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的人數有
很大的增加，在組織從香港來的罷工工人和廣東的農民方面成績卓著，但中
國的黨的領袖們對在國民黨內工作的約束不耐煩了。共產國際的領袖們不得
不阻止共產黨試圖退出國內聯盟。③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透過一項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堅持“國民黨與共產黨人的戰鬥聯盟”；譴
責黨由於在吸收工人時的“狹隘的宗派主義觀點”而使組織發展緩慢；對兩
種偏向提出警告：一種是“右傾主義”，即無原則地與一般民主民族運動合
流，一種是“左的情緒”，即試圖跳過民主革命階段直接過渡到無產階級專
政和蘇維埃政權，而忘記了農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像 １９２３ 年以來那樣，
堅持“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它號召中國同志們“把
所有現存的農民組織團結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這些中心將能夠喚起全
體農民進行武裝鬥爭以反對農村中支撐半封建制度的軍閥、行政官員、中間
人和紳士”。①莫斯科可以輕而易舉地指定這項任務，但在中國執行起來並不
那麼容易，在中國，晚至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的一次全會承認，
僅有 １２０ 人負責黨的工作，而當時至少需要 ３５５ 名領導人員。②
俄國在華北已經大量投資，試圖加強和爭取馮玉祥和其他將領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對吳佩孚發動政變後組成的國民軍。從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