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到 ２８％，而自耕農則從 ３４％降到 ３１％。②
與其他價格相比，上漲較慢的地價如表 １４ 所示，這可能意味著對土地的
需求比較疲軟，原因是 ２０ 年代的局勢相對地不穩定，正如卜凱說的，“反地
主運動……減低土地需求，甚其使有產之人出售其產”。③最後，如前面指出
的，人民共和國初期土地改革中分配的耕地數量——儘管是在 １２ 年的戰爭與
內戰之後——接近 ３０ 年代中期地主控制的耕地數量。我們也許可以斷定，雖
然土地的買賣照常進行，但有的地區租佃率高有的地區租佃率低這個基本模
式（主要由於有差別的地主經濟收益，但在最落後的地區也由於“超經濟”
勞役和其他苛捐雜稅的持續性），在民國時期沒有重大變化。
佃農的地位牢靠嗎？總的看，在 ２０ 世紀也許不十分牢靠。對 １９２４—１９３４
年間 ８ 省 ９３ 縣的大致比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３ 至 １０ 年的租約
沒有變化，１０ 至 ２０ 年的租約和永佃租額略有下降。④例如，１９３０ 年的土地法
包含這樣一條，大意說，佃戶有權不定期地延長租約，除非地主在租約滿期
後將土地收回自種，這表示承認有農民租地不牢靠的問題。沒有作出努力去
實施這條法律，因而使用權不牢靠無疑繼續成為一個問題。作為中國農村的
財產觀念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確區分佃戶的“田面權”
和地主的“田底權”）逐漸消失了。永佃權被不那麼永久的租約所代替。年
租約的不牢靠把農民置於相當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夠以押租（作為對付不
交租的擔保）的形式把額外的負擔和更高的租額強加給佃戶。
但這些趨勢來得很慢。對中國農業生產力具有更大直接意義的，是上面
提到的 ８ 省中較長租約（包括永佃權）的發生率與租佃百分數之間持續的成
正比的關係。全國土地委員會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的調查也發現，在租佃率高的江
蘇、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儘管佃戶如果徹底擁有他們所耕種
的土地對他們改進土地會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戶和地主的長遠經濟利益在租
佃率高的地區看來是足夠長期的租約的結果，因此，佃戶為了增加生產力而
向他們所耕種的土地投資的刺激，並未完全受阻。
內政部 １９３２ 年對 ８４９ 縣所做的調查，發現押租制在 ２２０ 縣流行（佔 ２６
① 喬治？賈米森：《中國的土地佔有與農村人口狀況》，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23（1889 年），
第 59—117 頁。
② 《農情報告》，5。12（1937 年 12 月），第 330 頁，見李文治和章有義編：《農史》，3，第 728—730 頁。
① 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 223 頁。
② 天野元之助：《農業經濟》，1，第 299 頁。
③ 卜凱：《中國土地利用》，第 333 頁。
④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第 59 頁。
① 全國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大綱》，第 46 頁。
％），在另外 ６０ 縣有這種現象。②地租的繳納主要有三種形態：錢租，物租
和分租。中央農業實驗所 １９３４ 年的調查說，有 ５０．７％的佃戶繳納固定數額
的主要作物，２８．１％是分租制佃戶，２１．２％繳納固定數額的錢租；見表 １６
（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土地調查中可以比較的資料是：物租 ６０．０１％；錢租
２４．６２％；分租 １４．９９％；力租 ０．２４％；其他 ０．１４％。③在 ２０ 世紀，錢租的
發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體上，如表 １６（５）所示，分租的負擔（根據地主供給種子、工具和
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於地價的 １４．１％）略大於物租（１２．９％），物租則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