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錢租（１１．０％）。在佃戶自備種子、肥料和牲口的情況下，定額的和分
租的物租額平均佔收益的 ４３．３％。國民黨把物租額限制在收益的 ３７．５％的政
策的失敗，是明擺著的。
不論用什麼形式繳納，也不論從絕對數字或與地價的比例關係看，華南
的租額比華北高出許多——但土地的畝產量也是這樣。除華北和西南的貴州
外，定額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態，在租佃發生率最高的 ５ 省（安徽、浙江、
湖南、廣東、四川）佔租約的 ６２％，但在租佃率最低的 ５ 省（陝西、山西、
河北、山東、河南）僅佔 ３９％。在這種租約下，佃戶向地主繳納定額的穀物，
而不論收成的好壞（在災難性的壞年頭可能有所減少或展期）。當與較長期
的租約（在種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這更普遍）相結合時，定額物租使佃戶
可以從透過勞動和投資改進生產力中得到好處，從而比分租制對增加產量有
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華北 ５ 省（佔 ３２％）比在租佃率高的 ５ 省
（佔 １８％）更普遍，那裡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約條件與南方相比，較少鼓
勵農民為改進土地投資，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級的定量研究，沒有充分涉及個別佃戶的命運，或各地極其多
樣的做法，或租佃制的這些顯然合理的方面能夠促進增產的限度。特定地區
與特定時期的真正農民佃戶，實現足夠的家庭收入到什麼程度才進行增加他
們的總產量的改進，只有透過詳細的地方研究（如拉蒙？邁爾斯之研究河北
和山東，羅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蘇）才能確定；前者的研究結果是肯定的，
後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佔有和耕種的模式，與跟農業有關的信貸結構、市場銷售和賦
稅有密切聯絡。由於農業是一種週轉慢的行業，中國的小農跟別的國家的小
農一樣，常常是不借貸就不能度過播種與收穫之間的那段時間。負債是農村
不滿的主要根源。卜凱報告，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調查的農場有 ３９％負債。中央農
業實驗所估計，在 １９３３ 年，有 ５６％的農場借過現金，４８％借過穀物或食物。
第三種全國性估計指出，１９３５ 年有 ４３．８７％的農戶負債。①所有的觀察者一致
同意，農村借債是為了應付家庭的消費需要，而不是為了生產投資，而且對
② 內政部：《內政年鑑》，3，《土地》，第 12 章，（D）第 993—994 頁。陳正謨發現押租流行於 1933—1934
年報告中 30％的地區，6％以上的地區有這種現象。陳正謨：《中國各省的地租》，第 61 頁。
③ 全國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 44 頁。
④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中國租細制度之統計分析》，第 43 頁。1924 年與 1934 年比較，數字變化如
此之小，不會有什麼意義。
① 卜凱：《中國土地利用》，第 462 頁；《農情報告》，2。4（1934 年 4 月），第 30 頁，見《中國近代經
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 342 頁；全國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 51 頁。
較窮的農民來說，負債是經常發生的事。②利息很高。這反映出農民極其迫切
的需要、中國農村資本的短缺、不履行債務的風險，以及沒有政府的或合作
的現代借貸機構可供選擇。對小量的實物借貸，年利可以達到 １００—２００％。
農民借款的大部分，大概有 ２／３，付年利 ２０—４Ｏ％；年利少於 ２０％的約佔
１／１０；其餘的則在 ４０％以上。大約有 ２／３ 的借款期限為半年到一年。③農業
信貸主要來自個人——地主、富農、商人——如表 １８ 中 １９３４ 年的資料所示。
農村地區的現代銀行（政府的或私人的）很少，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這種
銀行也不在消費貸款上投資。例如，江西的七家現代銀行在它們 １９３